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2）

拉克劳和墨菲明确表示他们的理论受惠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这一理论拒斥了马克思关于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观点，葛兰西提出了“完整国家=政治国家+市民社会”[5]的观点，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是其文化霸权理论的基本理念，由于霸权(领导权)发生于市民社会，获得意识形态霸权才能真正获得统治地位，并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通过暴力取得国家政权的阶级就可以获得统治地位，因而，这暗示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阶级属性。可见，葛兰西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为意识形态批判逻辑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这也使后马克思主义彻底抛开经济与阶级结构探讨霸权问题成为可能。然而，为什么经济与阶级结构会成为探讨霸权问题的障碍呢？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首先是因为确立阶级结构的经济决定论不再有效，其次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使自身陷入悖论当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率先看到阶级结构的经济决定论的局限的人是卢卡奇，对经济决定论的拒斥是他提出总体性原则的直接原因。卢卡奇明确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6]所谓总体性，就是“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7]。阶级意识就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即“总体的阶级”意识，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获得对自身总体性的了解，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破除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从而获得解放。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孤立地看待历史发展的过程，而没有将人在其中的自主的能动的活动包括进去，这种局限性使得一种历史必然性大行其道，无产阶级只能无所作为地等待两个必然的到来。然而，事实上，“由于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8]。所以，这种经济决定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丧失主动权，甚至沦丧在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当中。

为了拒斥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它实际上就是强调由多维层面的各种对抗性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政治接合而产生总体性阶级意识的总体一致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一方面为主体所拥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脱离主体的存在，即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的潜在结构，因而，“社会实践”是一个复杂统一体，“包含着许多不同特点的实践”，如生产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所以，“只要我们认识到上层建筑的种种形式和国内外的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特的、自治的因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9]。对于阶级革命来说，虽然由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足以确定革命的总体形势，但它还不能直接创造出革命的形势，也还不足以促成革命的爆发与胜利，这里需要做的是实现多重矛盾的“汇合”。显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仍然保留了阶级矛盾这个最后决定因素，而拉克劳和墨菲所做的就是“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中的最后决定因素加以取消，从而使各种要素置于同一层面，并从中寻找它们之间的联接关系，一种具有深度解释模式的多元决定论，被改造为一种平面化的接合理论”[10]。即彻底消除一元的阶级还原论，而代之以多元“对抗”论，可能存在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但是，不可能存在没有“对抗”的社会，这样，意识形态仍然存在，政治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消解了经济基础的主导地位、消解了阶级结构的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就产生了。如果我们把在新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出来的，仍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放置于政治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模式称为“经济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与“经济主义”相对的抱负称为“政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