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涵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原标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陈文通(1941-)，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首先应当做到“五个必须区分”：区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分现代社会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区分后发展国家先后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区分两种不同涵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分三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混淆不同的概念是导致理论混乱和实践偏差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需要认真总结中国实践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历史经验，尽力揭示出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别是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使我们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我们党已经以自邓小平以来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为脉络，初步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10-11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按照内在科学逻辑联系展开的理论体系，而是对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认识的汇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还应当继续。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出发，从内在的逻辑联系上，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前提的是，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发展道路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从理论上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理论是对现实关系的抽象和规律性认识。因此，我们必须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已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特别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具有重要价值和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

一、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经常和广泛见诸人们的论著和言论，但涵义往往各不相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中，一定不能把性质和内涵不同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和混为一谈。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以前，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一经出现，就为各个阶级所利用，于是，就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封建贵族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至于20世纪中期以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会主义，就更是五花八门的了。我们不能说这些社会主义都没有任何历史的进步性，但都说不上科学性。它们要么脱离现实的经济条件(或者超前，或者开倒车)，要么没有体现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出现的，只能是脱胎于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实践中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所有)、共同生产(“共产”)、自由联合劳动、消灭阶级、消除各种依赖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由这些基本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美好“理想”、坚定“信念”和忠诚“信仰”的产物，而是一定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工人阶级为之奋斗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其主要标志是，加工劳动对象的直接劳动变得微不足道，劳动的一般社会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前提；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点”，是“必须经过”的。[2]48-49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决不是个别国家孤立的事情，而是世界性的。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而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比原来的估计要强得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要高得多。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实，金融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和表现)，以及在多国连带发生的债务危机，使西方国家乃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但现在还不可能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