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涵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8）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现在，在我国理论界、教育界充斥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对于它们的影响绝不可低估。非马克思主义以不同的倾向性和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有的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有的则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的。前者表现为右的倾向，全面否定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是很容易鉴别的；后者部分地表现为“左”的倾向，部分地表现为庸俗的、修正的或者混合主义的倾向。具有“左”的倾向的人们，有些是糊涂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是偏激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甚了了。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理解或者贬低经济条件对社会形态演变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庸俗的、修正的或者混合主义倾向的人们，实际上是加了伪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摆在首位。他们把表面的经济现象当作本质；他们不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而是为着某种片面的需要进行辩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解读、修正和歪曲，或者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融为一体，因而马克思主义被他们弄得似是而非或者面目全非。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往往是难以鉴别的，因而危害也最大。我们必须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澄清是非。

2.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要靠中国共产党来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主要是靠她来指引和实践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管中国处在这条道路的什么阶段，中国共产党本身必须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性质。这是保证我们所走的道路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前途的又一个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它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性质。正是这种性质，使她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条件，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当然要与时俱进，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模糊和改变她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她之所以同时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是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的关系决不能颠倒。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一定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未必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不能在“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名义下，模糊工人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为了同这个阶段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相适应，适当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基础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模糊和改变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私营经济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承担者，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私营企业主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但是，并不因此就一定能够成为共产党员。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共产党的组织肩负着重要使命，一定不能成为企业的附属物和企业主的“政委”。

3.坚持走同后发展国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样一条特殊道路：一方面，它是同后发展国家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它是同资本主义道路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道路。人类社会进入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资本主义道路是常规的发展道路，而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国际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趋势是在传统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加快“资本化”。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一部分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有必然性，但毕竟属于非常规道路，是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的，不是每一个后发展国家都有这种可能性的。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并行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相对处于弱势和孤立地位，而且，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被资本主义道路同化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可见，这种探索性的发展道路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进行演变和打压。一方面，力图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全球化”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以它们创立的市场经济规则“规范”中国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又力图以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上个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苏联及东欧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和道路转向，就充分说明了这条道路的艰难性质。

如果说后发展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已经很不容易，那么，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则更加困难。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经济制度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经济关系不能不具有过渡性、两重性和亦此亦彼的特征。我们虽然可以做到公有资产占优势，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不仅远未成熟，而且是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混杂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处于支配地位。所谓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形式结合起来”，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是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其实质是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因素引入到公有制经济中来。但这样一来，也就难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后果——拜金主义、残酷竞争、经济分化、工人失业、经济危机，等等。所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资本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和以资本增值为驱动力的市场经济形式(作为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个经常伴随我们的矛盾。只要我们弱化或者放松前者，后者就有可能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一旦我们把前者强化到脱离现实经济基础的程度，后者就有可能倒退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必须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地走新型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以市场经济形式发展生产力之间，如何把握适当的度，成为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完成“四个化”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我们所走的新型道路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前途。不过，是否真的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不在于政治宣示和文字表述，而在于实际的经济关系。我们决不能热衷于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占优势意义上的“公有制为主体”，决不能陶醉于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要看生产方式的形式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