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

内容摘要：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密不可分，同时，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精神”传统新生的过程，而在这个新生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范导与引领作用。在当代中国及其未来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三个倡导”的价值理念，必将在汲取和会通中西精神传统的自觉建构中，为“中国精神”的转化性再创造发挥定向作用，并成就一种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新型中华文明，从而结束西方文明二百年来的全球霸权统治。

关 键 词：“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性再创造；“三个倡导”

作者简介：袁久红，哲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与价值哲学；甘文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3)05-0005-12

伴随着三十几年来中国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精神”广为人们热议。“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传统正在重新被批判反思。突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在中国崛起中的价值及所起的作用，正被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身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取决于在“归根还本”中“中国精神”的新生，亦即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在当代的转化性创造。而这种转化性创造的坐标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要以“三个倡导”为标识，积极培育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迅速崛起。

中国的崛起着实令人震撼，让人迷惑，甚至在许多西方“中国通”眼中都似乎显得有点“突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早在1989年就说，中国近年来的现代化努力，其规模之大超乎想象，他追问道：“中国能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1]3

事实是中国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中国的成功崛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宏论颇多(如哈维、斯蒂格利茨、雷默等)，而从历史传统与精神文化根源上深入探讨的则显得很不够。而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伴随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凤凰涅槃，其中中国精神传统、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交锋较量、激荡冲突、对话融合一直持存着，直至现在。三者在中国的崛起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推动着中国政治经济的深刻转变，催生着一种新的“中国精神”或者说一种新的文明的生成。

1.“中国精神”传统与“勤劳革命”

“中国精神”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中沉淀、内化，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的崛起，乃中国人的共同奋斗之果，因而必然蕴含着华夏传统延绵不绝的深厚历史记忆，具有中国人共有的精神特质，内含着“中国精神”特有的力量。中国的崛起和成就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甚至有些历史和传统本身就是当代发展的直接动力。如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的：“中国的传统特性有很多今天仍旧非常明显地存在于现实中，清晰可见。这个国家依旧有广袤的领土，与18世纪晚期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几乎相差无几。政府保持着社会枢纽的地位，与帝国时期一样不可侵犯。作为思想巨匠，孔子的学说正经历大规模复兴。尽管儒家时期和共产党时期有着巨大差异，二者还是存在重要的共同点。这么说不是否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要强调中国的特色还包括极具生命力的连续性——作一个科学上的类比，它的DNA仍旧完整如初。而且，这个国家对历史的依赖比任何其他国家更甚。过去由于未能实现现代化和统一，它饱受磨难，这段历史仍然如阴云一般笼罩着今天的中国，让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遗憾和痛苦。但随着中国最终超越‘屈辱的世纪’、成功完成经历150年的现代化大工程，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会沉迷于本国的历史，感慨公平终归来、世界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和状态。”[2]178—179“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概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这个“精神自我”历久弥新，呼唤着激励着人们去创造与生产、去奋斗与牺牲。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一般被概括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历程，谁能否认这六种基本德性在中国崛起中的伟大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作用呢？当然，尚需要对这六种德性与中国崛起的勾连作深入分析，以免空疏。在这里，我们仅以“勤劳”这一基本德性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作一分析。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坚忍勤劳的民族。勤劳就是不辞辛苦、坚持不懈地勤奋劳作、苦干实干，反映的是一种崇尚通过本本分分的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观。纵观世界各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恐无超乎其上者！这实在代表着我们的“民族之魂”。

鲁迅有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他对“民魂”有透彻把握，既批判其劣根性，又彰显其夺目优长。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直书：“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330传统的“勤劳”美德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最显见于3亿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打工”，正是靠着他们坚忍不拔的辛勤劳动，推动着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巨型社会变迁——中国城市化进程史无前例地滚滚向前发展。这些“农民工”，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脊梁吗？日本学者杉原薰就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新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也指出：“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4]238

“勤劳”甚至可以说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基石。杉原薰在其著作《东亚经济发展道路：从长期的观点看》中正是用“勤劳革命”理论解释了东亚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中国崛起的根源。在杉原薰看来，世界历史道路从16世纪开始大分岔，其中一条是由英国开辟、美国发展到极致的“西方道路”，一条则是始于主要由中国开辟的“东亚道路”。其中，“西方道路”由“工业革命”开辟，“东亚道路”由“勤劳革命”开辟。他指出，在16—18世纪，东亚世界首先由中国发展出一种劳动力吸纳型制度框架，努力通过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以求改善经济，从而促成了前所未有的、举世无双的“勤劳革命”。这一“革命”带来18世纪的“中国奇迹”(1800年中国人口上升至4亿人，不但生活水平没有恶化，而且通过有效的劳动吸纳体制使生活得到改善)。杉原薰认为：“开辟了西方道路的工业革命是一个‘生产奇迹’，它大大提高了世界一小部分人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开辟了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是一个‘分配奇迹’，它通过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1]29杉原薰用“勤劳革命”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处于开始于明清之际的“勤劳革命”并由中国革命重新奠基的历史延长线上，它扎根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勤劳致富的传统及经过中国革命转化的集体主义，且即使在高度市场经济环境之下，都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在今天及未来，只有“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是相反，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1]29。

2.实用理性与“亚当·斯密在北京”

“勤劳革命”使“中国奇迹”再度出现，但如许多人都指出的那样，中国崛起的主要根源还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市场经济”是西方的发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画等号的。甚至就连哈维这样鼎鼎大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中国的崛起归因于“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与利用了市场经济，但并未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究其文化根源主要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实用理性”精神。“‘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5]25这种“实用理性”的特点是，“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为此，“不仅善于接收、吸取外来事物，而且同时也乐于和易于改换、变易、同化它们”。“这个实用理性的系统论模式是中华民族将外来事物中国化而后使自己延续生存的基本文化方式”，“它是一种民族性的现象。”[6]320-324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从文化根底上探究，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归结为中国精神传统中的这种海纳百川、经世致用的“基本文化方式”。

另一方面，走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以富民强国，这在中国亦非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如同科斯和阿里吉都强调的，中国的崛起走的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正是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在“塑造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4]263。

科斯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一片商业和私营创业的沃土”[4]262，其“富民”思想传统也源远流长。当问及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有如下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创立道家的老子曾说过“我(指君王)无事为而民富”。司马迁也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战斗口号的邓小平那句朴实的话——“致富光荣”，可谓是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遥相呼应。科斯因此认为，“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并且他断言：“中式市场经济将以一种当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阔步向前，而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将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