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2）

而在阿里吉看来，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基于传统而创造的，是向着中国古已有之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的“回归”！向市场经济传统回归，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可阿里吉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发现。中国自宋朝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就存在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关于这一点，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有认定。阿里吉说，“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个国家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在扩建中，但其在18世纪的成形源于明朝和清朝早期的建国活动。”[1]324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市场意识发达，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深深误读了斯密，把其市场经济当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斯密当时看好的是中国式的市场发展，他没有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且极力主张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在斯密看来，18世纪的中国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的典型范例，是走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因此，黄宗智、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发现了，欧洲虽信奉自由市场，但真正来说，“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未受斯密主义影响，却以其“实践相关性”体现着斯密的市场经济原旨。而今日中国之崛起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上，这并非总设计师邓小平受到了斯密的启发，他所做的只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由“勤劳革命”开辟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传统。

与这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呼应，明清时期许多政治经济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威廉教授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就以清朝政治精英陈宏谋(清朝名臣，东阁大学士)为例，阐明了18世纪中国政治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推崇以市场手段发展经济。罗威廉提出，虽然18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没有将利己的经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总结为理论，“但陈宏谋将市场赞誉为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丝毫不亚于斯密、霍布斯、洛克或孟德斯鸠”，“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陈宏谋毫不犹豫地促使地方民众参与到其各类发展计划中，如建设新道路、为地区出口引进新商品以及建社区粮仓等。在一种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相去不远的模式中，陈宏谋认为这些计划给所有人带来利润……其程度与其带给每个人的利润恰恰一致”。[1]332

科斯和阿里吉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崛起的“另类”历史传统根源，也昭示我们：中国精神传统不应该被简单认为是孔孟之道的死板教条，它是活生生的，存在于诸如陈宏谋等一大批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精英之创造最发达市场以改善民生的实践中；中国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商业文化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传统的伟大复兴。科斯还饶有兴趣地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问策“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梁漱溟提出“建设新中国”应该和“了解旧中国”齐头并进，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科斯说，毛泽东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一条通往繁荣富强的可靠的道路，中国过去的任何历史都是阻止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绊脚石，然而，“现在的中国终于可以理解梁漱溟的教诲了”。三十几年市场化转型表明，中国在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同时回归自己的传统”[4]263。科斯也预言：“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