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
阿里吉深入揭示了“群众路线”和“双向社会主义化进程”的革命传统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颇有见地。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传统的“中国精神”就在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中接受了新的洗礼。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不断通过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走向“中国化”;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精神”则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熔铸下也获得新的质地,进入新的境界。
1.“中国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精神”传统在现代的革命性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主义”的竞争中成为中国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选择,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从而成为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致力于以社会主义救中国,“中国精神”沿着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上了艰难的“新生”历程,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这一阶段产生了代表着“中国精神”新生的思想灵魂——毛泽东思想;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几年,以国家政权为保障,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改革创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全面确立其在意识形态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精神”传统发生全面的深刻的革命性转型。“文革”结束后,中国精神的优秀传统被重新肯定,同时在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催生出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各种现代观念,诸如市场意识、法治意识、效率精神;致富光荣、保障人权、公平正义以及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这一阶段伴随着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产生了“中国精神”的当代思想精髓——邓小平理论,而中国的崛起归根到底源自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由于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仍在发展之中,故而以其为思想精髓的“中国精神”仍在开放的生成与丰富之中,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精神”传统在现代的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知道,自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及其文化冲击,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走向式微,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特别是20世纪头十几年,支撑传统中国社会的三大支柱,即皇权制度、科举制度、儒家文化几乎全部倾倒。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7]1514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使“中国精神”走上了新生之路。
诉诸马克思主义以救亡图存使“中国精神”走向现代新生,但这条现代新生之路充满坎坷。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但由于教条主义的极“左”路线的影响,导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中国精神”的重塑畸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实乃文化大浩劫,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只不过这个“理想”是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教条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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