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7）

三、“三个倡导”与“中国精神”的新生

1.“三个倡导”为“中国精神”当代再造定向

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价值与文化多元化的整体格局下，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凝聚社会与民族共识，从而不断陶铸“中国精神”，成了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为此，在这个关键时刻，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三个倡导”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规范了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的，反映的是人们理想的社会关系价值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政治价值导向上的规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立足个人层面提出的，是公民基本伦理和底线道德。三个层面，十二个关键词，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整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既坚持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既继承了传统“中国精神”的精华，又反映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共同意趣；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价值标杆，更为“中国精神”的当代转化性再创造、为中华民族“精神自我”的当代锻造指明了方向。

“三个倡导”为“中国精神”再造定向，这个“定向”需准确地加以识别，在认识上走出一些误区。

首先是不能把“三个倡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要通过“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层次和基本范畴，没有这些“基本”，不可能进入“核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的应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信念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甚至可以说，“三个倡导”仍然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层次的最终概括，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历史性表述。因此，我们应当基于这一重要表述并以此为新的起点，与时俱进，进一步凝炼、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仍存在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要人为消除的，倒是走向更深刻的理智思考和整合建构的前提，是走向更加统一、共识的基础。

其次，“三个倡导”汲取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但绝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价值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十二个关键词，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传统中，有的本身就是核心价值追求(如和谐、爱国、诚信、友善)，有的虽然不是传统主流价值的中心词汇，但也在历史中隐现，所以，“三个倡导”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是，如果仅仅把“三个倡导”看做是“中国精神”的“本有”，则未免显得自大，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内涵尚需完成现代性转变，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丰富，一句话，实现传统“中国精神”的当代新生。

再次，“三个倡导”标识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性价值，但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接受、认可，而是批判基础上的超越，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实际上，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为西方价值观“精华”，并认为它与中国传统“本有”水火不容、根本对立，此种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唐君毅等主张“由内圣开新外王”，就是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持异议的也不乏其人，如马丁·雅克就指出：“儒学虽然理所当然地主张建立集权式的统治体系，但它和其他某些传统一样，也具备了一些民主、民权方面的因素。”[2]179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认为将儒家思想与民主观念对立起来的论调至少犯了两个主要错误：一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儒家的‘权威’思想包涵着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美学内容”[18]54，二是“他们相信这样一个信条，即等级制度与民主观念水火不容。……他们盲目地相信民主观念就是以独立个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机械地在民主观念与这种个人主义之间划数学等号”。[18]55实际上，中国传统中的民本、平等(均)、礼治、道德自觉与精神自由等思想十分丰富，它们对构建现代民主社会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至少是不矛盾，故也值得开采出来。中国自由民主社会的建设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地发掘本土已有文化资源，走出一条有中国文化之根的中国式民主之路。这条中国式之路同时也就是“中国精神”传统的转化性深构的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