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9）

3.“三个倡导”的凝练升华及其实践构序

“综合创新”意味着“中国精神”的新生不能完全依靠传统的赐予，它既需要综合的思想创新，更需要直面当今的社会、经济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新”。

从思想创新而言，“三个倡导”已然为“中国精神”的新生定向，“三个倡导”的提出本身就是重要的思想创新，但如前所述，“三个倡导”并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在“三个倡导”基础之上进一步凝练，以进一步明确“中国精神”新生的方向。我们认为，“三个倡导”所体现的价值观可以进一步集中归结为“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这十个字、五个关键词是在秉承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和汲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精华的基础上对“三个倡导”的进一步凝练升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中国精神”当代新生的根本点。

其中，“共富”也就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根本追求，即不是追求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是全体人民的丰裕、富足。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9]495“共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7]14，也涵盖了“富强”。如果说“富强”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富”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它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内在要求，也契合中国传统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民主”是我们在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基本追求。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0]207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现代性升华，“认为儒学完全排斥民主思想，这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我辈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先生，宋代理学家)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2]332-333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身就涵盖了“平等”，它就是要在保证平等作为社会主义首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公权在社会成员中的最大分配，实现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和谐”是我们在社会层面上的根本追求。和谐内在地以“公正”为前提和保障，是承认差异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是“和而不同”，既肯定了当今时代的价值多元属性，又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那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利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与道德上的基本追求。这是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是中国传统的“仁爱”、“诚信”等德性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美德的融合再生，同时也内含了“爱国”、“敬业”等价值元素。“仁爱”即仁德与爱心。它涵盖仁者爱人、孝悌为本、忠恕之道等重要价值的重新发扬。“诚信”即诚实守信。“诚”是“真实无妄”，在《中庸》里，“诚”被称为“天之道”，又叫“至诚之道”，是人最宝贵的品质。“信”是“诚”的品质在个体行为中的表现。将“仁爱”、“诚信”上升到社会层面，并与“集体主义”结合，就必然要求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为导向，同时，这也是从根本上对西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超越，也是我们当前社会最需要的道德价值。“自由”是人之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是奠基于“共富”、“民主”、“和谐”、“利群”基础之上的自由，是人的自我的真正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将“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这十个字、五个关键词作为“中国精神”的核心，必将进一步凝聚中国力量、推动中国崛起，促进有别于西方现代性模式的中国现代性价值模式的生长。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物质层面的，而且是表明了一个有着深厚文明底蕴的大国重焕新生，并在文化价值追求上展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新模式。

“中国精神”的新生不仅需要价值观的凝练升华，而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要在“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中切实地追求“三个倡导”，并聚焦于“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五大价值；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要扎实地践行。

李泽厚先生有言：“今日之政治体系应本诸现代经济发展，诸如契约关系、个体自由、公平竞争、社会正义等等原则，莫不如是，均今日生活之公共社会法规，而不必一定求其源自传统。各文化传统大有差异，但同此走向、趋势，固因物质生活、衣食住行之无可避免之现代化也。因此尽管传统各有不同，而社会之公共法规却日趋一致，所谓可求共识(共同同意)的相互重叠(Overlap Consensus)之部分(参考J. 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从而各传统文化只起到某种范导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之作用，而使社会性公德和政治规则在共同中又略有差异。孔学儒家之教义同此。如尽量使现代生活中更具人情味，更重协调、和解、合作、互助精神等等；而绝非‘由内圣开外王’，由个体一己修养开出今日之民主自由。我始终认为，今日之民主自由建立在现代化生活基础上(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并非源自文化传统。这点似应当明确。”[5]429也就是说，“中国精神”的新生固然需要扎根于中国历史传统，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实践中自觉创新，在现代化实践中开辟道路。

实践中的创新需要有制度作保证，即通过政策、法律、伦理制度的建设来加以施行。光靠个人觉悟或少数人的表率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包括形成促进与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推进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建设抑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共同遵守“利群”(主义)的价值观等。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需要个人正义，更根本的是要有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安排。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内含着规范、约束、惩罚、奖赏机制。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1]333

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维护“中国精神”、化育“中国精神”、壮大“中国精神”，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治，其中政府的治理尤为关键，是治理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政府既要推动经济发展，更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实践中创新尤其要注重“道德治理”。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成功，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加强道德治理因此十分必要。“治理”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通常指“在政治系统的特殊范围内行使权威，对政务或公共事务做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正义价值的目的。就此用法而言，‘治理’经常被缩小为国家作用的运作问题”。[32]311道德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形式，旨在守住伦理底线、匡正社会风气、形成良俗公序。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通过教育与治理，“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总之，在当代中国，我们要以“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为根本着力点，积极践行“三个倡导”，如此必将催生出一种崭新的“中国精神”。事实上，这样一种崭新的“中国精神”犹如一轮红日正在东方升腾，它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中国梦”，而这“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向世界呈现出那绵远流长的“中国精神”的无限魅力，或许，“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将来成为美国人、欧洲人及世界上的所有人艳羡的理想。到那时，融汇中西文明优长而成长起来的新的中华文明，或将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向往，从而使西方文明的全球霸权统治成为历史。诚如马丁·雅克说的那样，“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2]343。中国崛起有力地表明，现代性不再是“西方化”的代名词，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将被多重现代性模式所取代，“我们正在迈入一个由现代性竞争模式构成的世界”，其中“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成为主导”[2]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