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8）

2.“三个倡导”需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扎根立新

方向已明，关键是如何按“三个倡导”要求来创造性再造“中国精神”，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要回到中华民族精神之价值传统的深处，也只有立足“本土”传统价值资源的转化性创造，才能体现中国性，成为一种“中国精神”，才能避免被文化殖民。林毓生先生说的好，“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为此，他自觉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职志，力图实现“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文化使命[19]。这种态度理应是我们应有的文化心态。更准确地说，“中国精神”的新生需要按“三个倡导”的定向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转换，这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是一种转化性创造。“三个倡导”表征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核，而如何让“中国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核化育成长，则需要将“中国精神”传统中合乎“三个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元素提炼出来，转换成现代性话语，维护之、弘扬之，在“归根还本”中开新立命。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究竟有哪些基本价值观念与基本价值元素需要维护、需要弘扬。诚如郭齐勇先生所言，“核心价值观要有中国元素”，“需借鉴中国传统文化”[20]。关于这个“中国元素”，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就是“重德仁爱致中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弘扬作为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重德精神，阐扬其“仁爱”与“中和”的核心价值理念①[21]，发扬中华民族共享的核心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②[22]58-62。关于重德精神，牟宗三先生就曾说过：“儒家立教本就是一个道德意识，无有如此明确而显豁者。儒家……是直接由我们的道德意识呈露那内在的道德实体。这是四无傍依而直接觌体挺立的，不是来回旋转，驰骋妙谈，以求解脱或灭度的，在这样面对所呈露的实体而挺立自己中，这所呈露的实体直接是道德的，同时亦即是形上学的。”[23]435-436劳思光先生也特别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主流的儒家之“重德精神”，并指出这种重德精神之五个方面的特点：不重思辨而重践履、重主体自身之升进；以自觉地价值主体改造实然的自我；只问应然的努力，不问实然的限制；知识从属于道德；由于不重实然境遇，因而未能区分个人事务与超个人事务，使政治从属于道德。[24]169-179中国文化传统之重德精神必落实于群体主义中，如同里夫金在《欧洲梦》中说的：“西方思想注重个人，东方思想注重集体。在东方，个人身份无法脱离与自身所从属的集体的关系。”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unt)写道，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就集体而言，他们为我们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独特的个人身份图案，因此，倘若‘我’的某些角色改变，其他人的角色也必然会改变，从而实实在在地把‘我’变成另一个人”。[25]326中国人的群(集)体主义从伦理道德意义上体现为一系列规范，那就是古往今来中华儿女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勇”。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6]33以仁爱、中和为本源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及“仁、义、礼、智、信、勇”的基本道德价值规范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须加以借鉴的“基本元素”，需加以维护，它们对于当代以“三个倡导”为导向的“中国精神”的新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元素，不仅要维护，而且要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打通”、“融通”。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打通”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打通”而“开新”的典范。从学术视野来看，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确有广泛的思想同向性，根据汤一介的研究，这种同向性体现在四个方面[27]：其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社会目标。儒家“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相通之处。汤一介认为，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就是建立在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而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可以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提供可利用的宝贵资源。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也是借用了儒家“小康”的概念。“大同”和“小康”的理想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提供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其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其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强调人的社会性。其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都持辩证思想。据上所述，汤一介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传承”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传统”，并且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维护、融通本身就是在批判继承中综合创新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精神”的转化性深构的过程。马丁·雅克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转型要获得成功，都包括这样的与历史重新联系的过程。正如前文所强调的那样，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政权理论和儒家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儒家理论盛行了二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成功实现目标，除了其他举措外，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造和创新这些理论。”[2]339以“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包含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张岱年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是义利问题、理欲问题、德力问题及法教问题，而个人与群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围绕前一问题而进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化中的再造，张岱年的基本构想是：“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力的传统应该改变了，应该肯定义与利的统一、理与欲的统一，德与力的结合。但是，如果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必走向失败；如果无礼无义、人欲横流，必至于引起混乱；如果维力是崇，不顾德教，难免‘失道寡助’。以义兴利，以理导欲、兼重德力，才是正确的道路。”[28]265而针对后一个根本问题，张岱年指出，儒家片面强调群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道家片面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个性自由价值；法家片面强调国家利益而否认精神生活的价值，都是有失偏颇的。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既克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又不能“群体至上，淹没个体”。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应批判并克服“重理灭欲”、“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偏失，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有机统一。

从学理上，我们非常赞成张岱年先生这一“综合创新说”。这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才能从根子上生长出来、挺立起来。“简单移栽”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往往会水土不服，只有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思想价值才会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