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国有企业改革（2）

 第三阶段，国资委时期的改革（2003年前后）。从2003年开始，中小企业的改制退出，国有困难企业的关闭破产，都到了扫尾阶段，因此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国有大企业了。那么，当时的国有大企业是个什么状态呢？一是政府干预非常具体；二是政府多头干预。由此造成了责任不清，甚至根本找不到责任人，进而导致企业效率低下。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启动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一体化的国资委。这样一来，至少政府的管理责任很清晰了。

国资委成立之后，进行了一套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建设，包括清产合资、摸清家底，明确主业、制定发展战略，建立经营业绩的考核制度，实行经营者的年薪制，根据考核对职工的收入总水平进行管理，国有产权转让的管理，加强对企业的外部监督等等。同时，国资委还推行了一系列结构调整措施，推进了大量改革和结构调整工作。诸如：现在中央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已经进入了上市公司；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达到52家；转化经营机制、推动企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逐步分离，辅业改制；推进各个层次企业领导人员的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等。这些措施优化了中央企业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企业的机制转换和结构优化。

2002年到2012年，我国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增加到22.5万亿，平均每年增长20.9%。实现的净利润从1622亿增加到9247亿，平均每年增长19%，给国家上交的税金从2921亿增加到1.9万亿，平均每年增长20.6%。有45家中央企业进入到《财富》世界500强行列。从企业的经营效果看，应该说我们的改革是有成效的。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讲，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相融合。

（二）国资监管和国有企业目前的状态分析

在规划下一步改革的时候，需要把现在的状况分析清楚。我们有成效也有问题。   

第一，出资人到底应该管什么。设立国资委专门去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改变了原先没有出资人，多头插手，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状况。设立了国资委就有了明确的出资人代表，责任也是清晰的。但是，国资委仍然是一个行政机构。按理说，行政机构不适于介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国资委弄不好，也会有行政干预的问题。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对此也是有警惕的，就怕把国资委变成一个“婆婆加老板”的机构。

这几年，国资委从规划的角度对所有的中央企业核定了主业。原则上讲，中央企业不能做非主业投资。从现在来看，这不太符合企业的成长规律。比如诺基亚，它一开始是做造纸的，然后去做胶鞋，又做了电缆，还做过轮胎，最后转成电信公司。如果非主业投资都不能做，那么，就不可能有诺基亚的后来。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行业存在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如果企业陷在一个严重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内，却不能搞非主业，那么，这个企业将难以为继。所以，对于出资人要做什么？它的行为边界是什么？还是需要划清楚的。

第二，分类监管与改革的问题。中央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有很多共性，但是，中央企业内部的差异却很大。一些企业有垄断资源，比如石油、石化、电网、电信是垄断资源，但是大多数的中央企业是竞争性的，完全靠市场；有些企业尤其是一些垄断资源的企业是政府定价，而大多数企业面对的是市场，是市场价格；有些企业政治利润非常重要，比如一些大的军工企业集团，同时很多是非常平民化的企业。所以，不分类监管与改革就不可能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分类监管与改革也是一个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第三，关于外部干预的问题。国资委成立之后，对国有企业的外部干预、多头干预的确是减少了。但是，有些方面还是挡不住，诸如：项目的行政审批；重复的检查和监督。

第四，企业领导人员市场化问题。现在我们企业干部的进口多样化，诸如可以通过领导考核、竞争上岗、考试、海内外招聘等多种方式进入企业。但问题是我们缺乏市场化的退出通道。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高水平的大锅饭。而且，我们的一些管理办法跟真正的市场化也是有差距的。

其实上述这些如果改好了，都会进一步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