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区新型“急难愁”如何解 （3）

由单向管控向多元合作转变

记者：基层建设，仅靠社区干部一支力量还不够。

朱国萍：就小区而言，要聚拢社区里的志愿者资源，为小区自治和管理服务。我们有平安志愿者，邻里多关照一点、多照看一眼，比招聘几个门卫有用多了。我们的为老服务志愿者，为老人提供各种亲情式服务，如家人一样，老人们都很开心。

马伊里：也要关注到，基层干部队伍之外，还有不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分子，所看重的并非编制、薪酬待遇或是晋升空间，而是是否可以发挥才干，以及对社区共同价值的追求。要发挥这批人参与社区建设、服务社会的积极性。

王醇晨：从组织行为来讲，可以通过区域化党建、党建联建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党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力量，积极调动基层党员、群众骨干、志愿者、区域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街镇也要有相应的支撑，比如联席会议，联合辖区各部门、各社会组织帮助解决居民区实际难题。

记者：这些基层的力量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王醇晨：要改变行政主导的一元驱动的“独轮车”模式，加大对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推动实现由单向管控向多元合作的良性转变。

马伊里：学会“用大多数人的办法，解决大多数人的事情。”从社会治理的空间看，行政空间的过细过强，会对自治空间产生挤压与反向依赖。现在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在基层的横向空间需要建立扁平化的多元参与协商平台。在这样一个协商平台上，更游刃有余的反而是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他们对共治、自治的推进有其专业方法、操作路径与协商规则，可以引导居民群众对社区的一些共性问题形成公共议题，不同的利益方如何有理有节表达各自诉求。

记者：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让各支力量成为互补？

马伊里：对，这会给老百姓寻求最好的服务。加大培育社会组织的力度，让社会组织在成长与成熟中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这是创新社会治理最富有成效的选择。在上海，社会组织已经突破1万家，也就是全市户籍人口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7.14个。要用好这支力量，鼓励社会组织关注、回应和对接社区需求，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本报北京3月1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