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

当前，学界和政界关于城市化的讨论热度一浪高过一浪。总体来讲，政界希望以城市化作为抓手，拉动内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21世纪的奇观。然而，如果对中国城市化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摆正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将迷失方向，中国的发展奇迹将止步于中等收入，陷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于中国乃至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城市化本身不是最终目标，现代化才是最终目标。而从整个20世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发展来看，真正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步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大国仅有韩国——一个孤独的背影。而韩国以及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另外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其发展都得益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力扶持。其他所有人口大国，虽然经历了20世纪一百年的赶超，而无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赶超从而步入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就说明，20世纪以来的国际格局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发展锁定，在这样一个发展锁定格局下，要赶超从而实现现代化，绝对是奇迹，是特殊，而不可能是一个国家顺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同样，经历一百年赶超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现代化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与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中国目前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能否真正突破现代化中的发展锁定格局，真正成为发达国家一员，困难极多，不确定性极大。从过去一百年历史来看，中国现代化被锁定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确定性要远远大于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认为只要按照一般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去走，就一定可以实现现代化。由此，必须深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处境、历史与未来道路选择有清醒认识。

当前，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战略是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将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笔者认为，城市化必须服务于产业发展，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单纯发展城市化将导致严重后果。

一、两种类型的城市化

（一）欧美、日的城市与亚非拉的城市

当前，世界上大致有两种类型的城市化。一种类型是欧、美、日的城市化。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化率高，一般达到了80%；二是城市市民一般都有稳定的就业和体面的收入，可以享受到失业保障，大多数有较好的医疗保障，绝大多数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即使失业或无就业能力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到广泛的福利体系的保障。从外观上看，欧、美、日的城市中一般没有发展中国家所常见的大规模贫民窟，城市秩序良好，人们安居乐业。

欧、美、日的城市化可以说是既好又快、有质有量，城市建设得好，城市居民收入有保障，住得下来、生活得好。这就是人们所向往和憧憬的城市化。

另一种类型是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其突出特点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城市都有大规模贫民窟，且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比极大，甚至达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与城市贫民窟相联系的是，进城人员很难获得正规就业，就业不稳定，收入低，社会保障少，无法做到安居乐业。从城市外观上看，除了大规模贫民窟以外，城市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差，治安不良，卫生条件不好，等等。按温铁军的说法，不仅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大规模贫民窟，且贫民窟往往被黑社会所控制，黄赌毒泛滥，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还有反抗现行体制的武装存在，如印度、墨西哥等（温铁军、温厉，2007）。

从城市化率来看，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率差别极大，其中，巴西早在198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到80%，而印度目前城市化率才30%多一点，非洲很多国家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

无论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率高与低，其城市化的品质都存在问题，表现在外观上就是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差，存在大规模的难以治理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不好，进城人口收入不稳定，难以安居乐业。这显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城市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如何才能实现欧、美、日那样又快又好、有质有量的城市化，同时又能避免亚非拉国家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二）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

其实，欧、美、日与亚非拉的区分，已经划分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欧、美、日是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步入现代化的行列，成为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强国。这些国家经济发达，人均GDP很高，且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是高科技的掌握者，是居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家。欧、美、日以外的亚、非、拉国家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GDP比较低，且不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缺乏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大都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

这样一来，前述城市化的两种类型就变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变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差异。之所以欧、美、日城市化又快又好、有质有量，是因为欧、美、日是发达国家，而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既无秩序又不体面，是因为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发展中。良好的城市化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几乎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无疑存在着不平等的结构，这一不平等结构的核心是不同国家所掌握核心技术的差异。无论是从产业、产品上讲，还是从核心技术上讲，发达国家垄断高新技术，保留了高附加值产业和产品环节，而将进入壁垒比较低的容易标准化的产品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入壁垒低导致过度进入，从而必然是低附加值。发展中国家最方便进入的就是这种进入壁垒低、附加值低的产品及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发展而进入到这种高度竞争产品的生产，就一定会出现同类出口产品竞争者过度进入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极强的科技开发和技术垄断的能力，从而可以垄断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极高的进入壁垒，形成了寡头式的垄断经营格局。比如大型客机，目前系统集成者只有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中国要进口一架空客，就要出口8亿条裤子，进出口物品的价值不相等，交易就无法完成，因此，可以认为空客与裤子的交易是等价的，也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背后也有着严重的不平等，即飞机是高度垄断性的，进入壁垒极高，空中客车与波音公司在飞机定价上具有极高的自主权，而生产裤子的进入壁垒极低，是高度竞争性的，生产裤子的企业根本不可能有自主定价权。

这样一来，只有两家生产商的高度垄断的空客与几乎没有进入壁垒因此高度市场化的完全竞争生产的裤子进行交换，这种等价交换背后就会有极大的附加值的差异。同样是10亿美元的交易，空客可能有高达5亿美元的附加值，而价值10亿美元的裤子可能只能实现500万美元的附加值。貌似等价的交换中，实现附加值却有100倍的差异。

这样一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形成了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其中，发达国家在贸易中拥有高科技、自主知识产权以及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池体系为核心的市场进入标准的制定权，从而形成了低竞争、高利润的高端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大都集中在技术成熟且标准化、自主知识产权少、进入壁垒低的产业，由此形成了高竞争、低利润的低端产业。

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貌似等价交换背后，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高附加值工序被发达国家控制，标准化的低附加值环节则由发展中国家完成，由此形成所谓微笑曲线：发达国家控制两端（研发和品牌营销），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当前国际分工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

欧美日发达国家正是通过控制高附加值产品和工序才实现了高人均GDP，发展中国家也正因为无法通过产业升级进入到高附加值环节而锁定在低人均GDP上。这种锁定格局已有一百年，要打破并不容易。

在发达国家占据贸易主动权，其产品具有极高进入壁垒从而是低竞争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明显表现在附加值上的差异。正是高附加值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企业高回报、工人高工资、政府高税收。低附加值使加入到全球化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付出资源、环境、人力等巨大代价之后，企业却只有微薄的利润，且这个利润随着众多竞争者的加入而更少。低利润、低工资、低税收的“三低”，与发达国家的“三高”形成了鲜明对比。

企业利润少，就倾向偷税漏税，减少治污成本，克扣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少，就只能年轻时进城务工，却无法在城市体面地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要么在年老时回到家乡，要么沦落到城市贫民窟。国家低税收，即使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全覆盖的社会保障，这样一种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一定是低水平的，无法为一般进城人员提供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的物质基础。

本来就处在价值链低端，利润少且大都是劳动密集、污染严重的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为了获得微薄利润而很难有效治理污染，因此，加入到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也就不奇怪了。在税收基础很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就无力建立起高水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底端，进城人口不仅难以获得稳定就业和高收入，而且不可能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因此必定是低水平、低质量的，这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与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有关，而与制度无关。

在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大多缺乏稳定的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其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发展阶段，而未到发达阶段，现代化仍然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