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策略 （10）

五、结语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3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形势背景下，对于如何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我们因时因势而为，主要采取了上述三种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有得亦有失，但大体看来，对它们的运用是成功的。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将处于改革时期，在不同的改革时期，针对不同的改革事项，采取科学的有针对性的立法策略，是十分不易的。为此，需要在梳理已有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策略的基础上，深人总结、探索和把握改革时期立法的特点、规律，特别是理性认识改革时期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客观评估立法对改革的作用，把握立法在改革进程中的定位，为今后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不断推动改革前进，实现依法治国，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立法的预见性研究》（12BFX001）的阶段性成果。

[1]周旺生、朱苏力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 立法学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7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4]全国人大常委会培训中心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5]同上注。

[6]同上注。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8]胡康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人大网2010年8月30日。

[9]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9页

[10]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11]同上注，第303页。

[12]同前注[10]，彭真书，第303页。

[13]同上注。

[14]同上注。

[15]参见刘松山：《当代中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16]同前注[10]，彭真书，第1页。

[17]参见《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页。

[18]同前注[15]，刘松山文。

[19]同前注[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20]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21]同上注。

[22]同上注，第147页。

[23]同上注。

[24]同上注，第362页。

[25]同前注[17]，《叶剑英选集》，第510页。

[26]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8～1030页。

[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28]同上注，第395页。

[29]同上注。

[30]参见顾明：《经济体制改革与“七五”经济立法》，《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31]参见俞梅荪、吴承仕：《经济立法要超前》，《瞭望》1986年第32期；顾明：《经济立法与经济改革》，《中国经贸导刊》1986年第5期；俞梅荪、吴承仕：《经济立法超前性初探》，《法学》1986年第8期；洪继明：《略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中国改革》1988年第3期；刘兴义：《经济立法的超前性》，《法学杂志》1986年第6期。

[3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33]参见前注[15]，刘松山文。

[34]转引自俞梅荪：《以法制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管理现代化》1990年第3期。

[35]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