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策略 （6）

但是，从改革与立法的实践来看，工具主义的立法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不宜将立法的工具性特点推向极端。法律虽然是改革的工具，但毕竟不等于改革本身，立法要服务和服从于改革的需要，但如果不加分析地把这一原则推向极端，则可能会出现改革不前进、立法也不前进，改革失败、立法也失败的情况。中国虽然缺乏普通法国家那种靠先验性、终极性价值去指引立法的传统，但是，在改革时期，我们完全有条件探索、总结符合改革特点的法的价值，总结改革时期立法自身的规律，使得立法既是改革的工具，又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既服从服务于改革，又能反作用于改革或者引领改革。

二是要警惕和避免立法背离广大人民利益的倾向。如果立法真正反映了一定阶段、一定背景下最多数人民的利益，这种工具主义的立法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立法为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左右，甚至成为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工具，那么，这种立法就背离了工具主义的初衷。

三是要防止和避免通过立法消减改革成果甚至阻止改革前进的倾向。工具主义立法思想要求将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法，巩固改革的成果，特别是要求科学地预见各类社会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和促进改革的前进。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些经过群众和基层长期实践的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在立法过程中并不能被肯定下来，一些反映了改革和社会前进方向的要求不能上升为法律，甚至一些通过立法的方式阻止改革前进的做法也偶有发生。

在当下中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中上述几种倾向，有特别引起重视和警惕的必要。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变迁工具的局限之一就是它可能激化利益冲突—决定什么样的法律可以被颁布以及什么样的法律将会被否决。”[89]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否定法律的工具性本身，而是要努力克服法律作为工具所存在的各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