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370背后的马来西亚政治（2）

作为改革家和太子党的纳吉布首相

2008年政治海啸之后，纳吉布成为巫统的新领导人进而成为新首相。他上台后，尝试推行政治上向社会释放权力、经济上向市场让渡权力的改革路线。纳吉布是前首相拉扎克•侯赛因之子，曾在英国留学，是典型的“太子党”。太子党有强人集权的固有倾向，但太子党办事也有太子党式的强势麻利。

2011年下半年，纳吉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政治─法律改革行动。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以新法取代“内安法”，把原先警方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或“危害国家经济或公共服务”为由拘留任何人，改为警方只能逮捕涉嫌“从事恐怖活动”、“颠覆国家民主体制”、“协助囚犯越狱”的人；把警方有权拘留任何人长达60天以协助调查，改为警方拘留嫌犯最长只能28天，之后被拘留者必须带往法庭面讯。

在“印刷出版法令”方面，原先印刷出版执照可在内政部长的评估下被随意撤销或冻结，现在法庭有权审核内政部长的这些决定。原先在决定吊销或冻结印刷出版执照之前，执照申请人无陈情权，现在有陈情权。

在“和平集会法令”方面，原先5人以上的集会游行都需警方发出的准证。现在在一些指定区域集会无需事前通知警方，在非指定区域的集会，主办方也只需递交集会通知书给警方备案；原先警方被允许使用武力来解散集会或逮捕任何拒绝解散的人，现在集会时警方在现场的任务是指挥交通和维护秩序。

在大专生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原先大专生不可参加、同情或支持任何社团、工会、政党，现在大专生可以成为任何政党成员和任何社会团体成员。

上述改革都扩大了马来西亚公民的政治权利。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马来西亚亦有“朱槿花革命”的苗头，纳吉布通过政治改革改善了马当局的国际形象，有利于马与其它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使得马当局可以骄傲地面对新加坡，因为后者仍然有“内安法”。

纳吉布还试图削减庞大的马公务员队伍并改革其薪酬制度。马公务员人数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供养这批人已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但公务员及其家属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大票仓，因此此项改革并未认真执行，在2013年大选之前，纳吉布还为全国公务员发放了丰厚的花红。

在经济发展方面，纳吉布的主导思路是增强私人企业活力，提升经济效率，发展高新科技，创造新的财富来源，为此纳吉布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创造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推动经济的自由化，消减垄断和马来族的经济特权（但这一条这几年基本没进展）。

2013年5月，纳吉布经由大选获得了组织新一届政府的权力，在巫统保守势力的环绕下，他会继续向前改革还是会向后退缩，都不得而知。

政治棋盘上的城乡断裂

近年来，马来西亚社会要求制衡威权，乃至要求“换政府”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与城乡选民结构的变化有紧密的关系。尽管巫统方面把执政党2013年大选差点翻船归咎于华人选民的“造反”，但更多的中立意见认为，这次大选反对党总得票率超过执政党的原因是城市人口和中等阶层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他们拥有活跃的信息生活，高度关心腐败、良治、生活品质，在族群、宗教议题上持温和立场。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把城市中等阶层看作是马反对党的主要政治基础，而执政党的主要政治基础除上层权贵、公务员之外，在选民票上更多地依靠乡村马来族和乡村土著。

城市选民对一人一票制度怀有高度的期望，因此对选举是否干净公平非常敏感。自2006年始在首都吉隆坡已发生3次要求“干净公平选举”的公民集会，2013年大选期间吉隆坡成立了“大选人民法庭”，该法庭公开听取任何人关于操纵选票、买票、恐吓、幽灵选民的举报。

但就笔者亲眼所见，乡村马来族比较愿意接受国阵用现金“买票”的做法，由于平时收入低，这些买票的现金对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颇有帮助，因此城市选民热衷的“干净公平选举”运动，比较难得到乡村选民的呼应。

城市选民也高度关注环保问题，与国阵以GDP为中心的亲商政策有冲突。但在乡村，民众的环保观念相对淡薄，例如在莱纳斯稀土议题上，许多乡村马来人支持建稀土厂，不理解反对党和城里人为何反稀土，因为手机都是稀土制造的。

2013年大选结果显示了马来西亚一定程度上的城乡断裂──城市选民多支持反对党，乡村选民多支持执政党，这种政治格局与泰国非常相似，但又是有所差异的：泰国人口的城市化率较低，所以他信阵营可以轻易凭借在乡村选民中的影响力和乡村选民在人数上的优势，战胜泰国的城市中等阶层；而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率较高，反对党占优势的雪兰莪、槟榔屿、吉隆坡都是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反对党依靠城市选民已经可以和执政党打个平手。

由于存在靠选票和平赢得执政权的可能性，马来西亚城市中等阶层的政治心态更从容一些，不像泰国城市中等阶层那样绝望中更趋向于偏激。

不过，不能把马来西亚政治棋局简单地看作“城乡之战”。首先，执政党也在一些城市选区获胜，特别是公务员、警察选民较多的选区；其次在城乡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半城市地带”，在这个地带执政党仍有细微的优势。另外“城乡之战”的说法也容易把城市选民和乡村选民刻板印象化。马来西亚大规模城市化是近30年来的现象，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城里人仍存有乡村的传统政治理念；而信息网络在乡间的逐渐普及，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乡下人拥抱现代政治理念。

另外从反对党的政治策略来说，把自己包装成“城市中等阶层政党”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1%，但不均衡的选区划分使纯城市地带所分配到的国会议席只占总议席的29%，，而乡村拥有的国会议席数量很大，反对党必须既是“城里人的党”也是“乡下人的党”才有机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还值得一提的是，城市街头集会和城市选民在网络空间中的活跃很容易被外界注意到，具有一种放大效应。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还普遍存在一个在街头政治和网络空间里都不活跃的庞大的“沉默人群”，在投票倾向上他们有自己的理性计算，并不一定会附和时尚的政治话语，也可能拙于政治表达，但投票时他们一定会来──或者由于忧惧，或者由于感恩，或者由于自己已经固化了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