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370背后的马来西亚政治（3）

政治棋盘上的世代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阿拉伯之春”？世代更替是一个可以提供解释的视角。信息时代里的代际关系既疏离又紧张，并且一个“世代”所代表的时间长度也在逐渐缩短，但是威权体制有其固有的理念惯性和行为惯性，难以对信息时代的年轻世代产生吸引力，产生冲突反倒不奇怪。阿拉伯一些国家近年来的政局突变，除了可形容为利益群体间的冲突、部族间的冲突，也相当程度地具有“世代间冲突”的性质。在信息时代的年轻世代中，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普遍的潮流，并且他们通过活跃的网络讨论清晰地知道这是一个潮流，由此他们也越来越敢于挑战威权。

2013年大选期间笔者曾多次进入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伊斯兰教党（以上为反对党）和巫统、马华公会（以上为执政党）的造势现场，对现场各政党的积极分子的年龄做了不完全的粗略了解：若是拿民主行动党与马华公会两个华人政党比较，前者中的年轻积极分子更多。若是拿公正党与巫统这两个马来族政党比较，则双方年轻人的数量差不多，不同的是前者的年轻人多来自城市，后者的年轻人多来自乡村。在柔佛州的乡镇上，笔者常常见到一长列打着巫统旗帜鼓噪而过的摩托车队，车上都是十几岁的马来族青少年，也看到他们拿着“活动经费”集体到餐馆吃喝。

在城市里，年轻选民多参加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不过，虽然他们都反对“国阵”，但他们并不一定加入反对党。参与社会运动但不一定介入政党政治，这是马年轻世代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即便反对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这些年轻人可能仍然会扮演反对、监督的角色。

2013年大选中，年轻的“首次投票族”是一个热门话题，他们占目前总选民数的30%，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倾向完全一致的群体。马来亚大学民主与选举中心在大选前的一份民调显示，有48%的首投族还没决定投票支持哪个党，同时选委会发现在420万有投票资格但并不打算去投票的选民中，也有70%是年轻人。这表明马来西亚的年轻世代在政治上更为独立、务实（相比之下中老年选民会比较一贯地成为某个政党的选民），同时年轻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上的逍遥冷漠派（但也不排除他们会机会主义地玩票一下政治）。

亚洲基金会2012年的一份民调发现：尽管“国阵”在反腐败反朋党方面糟糕的成绩会使年轻支持者流失，仍有相当部分的年轻选民虽不喜欢“国阵”的执政风格但相信它在解决就业、通胀、福利等方面仍然会比反对党做得好。反对党国会议员刘镇东也认为，大多数年轻选民不会固定地忠诚于某一党，而是会精细比较各党的政策主张；不过有一个趋势对巫统不利：过去巫统在乡村靠 “十户一长”来绑紧选票，可是经济发展改变了马来族的寓居形态，他们散居于城市，使得老式绑桩手段已不现实。

对于年轻选民的争夺日趋激烈。“国阵”拉拢年轻选民的措施包括为购买廉价手机者提供补贴、提供某些免费教育、大幅度降低车价、提高最低工资、压制房价等等。2013年华人春节期间当局还请来韩国歌手“鸟叔”到槟州为执政党站台，不过槟州的年轻人享受了“鸟叔”的歌舞后仍然对“国阵”说“不”。

年轻选民往往也是社交网络的活跃用户，而第13届大选也被称作是一场“社交媒体大选”。各政党领袖都开设了社交媒体账户以扩大影响力，据统计，在Twitter上3位反对党主要领袖的粉丝加一起也只及纳吉布粉丝数的1/3，不过反对党声称纳吉布有许多“僵尸粉”。纳吉布在社交媒体上还屡屡发表批评保守、贪腐的言论以迎合年轻人，这导致纳吉布比他领导的政党更受欢迎。

年轻选民还往往有愤世嫉俗的倾向，这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刚刚步入社会，普遍收入不高，但他们对生活品质有不低的要求，因此对政府腐败、社会不公平有更强烈的抵触情绪。但与父辈相比，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相对较好，这又使他们较缺乏挫折考验，抗压能力较差。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那位失业后当商贩又遭女警掌掴继而自焚的年轻人，可以说当今世界年轻世代敏感、脆弱心理的一个象征，这种敏感和脆弱，又随时会成为点燃反抗威权体制大火的火星。

为满足年轻选民的种种诉求，马来西亚的威权政府不得不提升社会的信息化力度和教育水平，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但这些对策的后果要么是给自己制造更多的反对者，要么是使自己不堪重负，从而发生时而滥发福利、时而滥收税费的来回摆荡现象，但是人们往往只会记住政府滥收税费。

竞争型威权政体的今后走向

由于马来西亚选民的城乡结构、世代结构趋向于对执政党不利，这就逼迫执政党改进其选战策略。2013年“国阵”的选战策略主要包括：以纳吉布为中心的“总统型选举”以及他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政纲；控制媒体（涵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训练一万名“国阵网络兵团”；向关键群体撒钱买票；通过恐吓来催票，特别是向马来族群渲染非马来族群执政的可怕前景；派出有希望获胜的年轻候选人以显示国阵也重视改革等等。

这其实是一个竞争型威权政体在新时代的常规动作──由铁腕建立统治转为向民众购买支持，由命令转向说服（其实口头恐吓也可视为一种另类的“说服”，总比用刺刀恐吓要好），在形象营造上由刻板转向时尚。2013年在马观摩大选期间，每当在电视上遇到纳吉布以“超龄青年”身份、以敦厚迟缓的身姿笨拙地演绎种种政治“小清新”，笔者都忍不住想说：赞！

反对党的选战策略则是“全清新”式的。他们的卡通式的UBAH鸟已成为一个火辣的政治Logo,他们的“超人”丘光耀（曾就读于广州暨南大学）以港式粗口在群众集会上老少通吃，2013年5月5日大选投票日傍晚我遇到丘时，他正在享受大选前“绝食半个月”的最后几分钟，人人都想和即将结束绝食的“超人”合影。丘前几年旅居广东给资本家打工时处境有点憋屈，是政治作为一种创意密集型产业使他的才艺空前爆发，这种平民“超人”英雄在“国阵”那边是找不到的。“国阵”选前也曾很笨笨地努力举办过大选口才培训班，但效果不彰。

“国阵”控制传媒，“民联”擅长传播，资源不平等的两边于是势均力敌。笔者曾在一个城郊地带分别旁听了“国阵”的马来族集会和“民联”的马来族集会，经由翻译转达，“国阵”的发言内容集中在表扬政府和提醒“变天”的可怕，“民联”的发言内容则着力于愤怒与搞笑。笔者相信幽默是社会运动的一把利器，也是信息时代热爱自由的年轻人之间的粘合剂与族群特征，而敌视他们的人往往缺乏幽默感。

大选造势集会常常会有歌曲环节，不同政党在这方面也有各自的本帮特色：执政党的会场常有民族风与进行曲，反对党的会场则常有愤怒的摇滚乐，这种集会音乐上的不同趣味让在现场的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离开中国。唱歌、搞笑、说理、结社、投票、非暴力地竞争，这是消解威权最理想的方式。并不是所有威权之下都能这样代价最小地消解，但在马来西亚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纳吉布政府取消“内安法”和修改“集会法”，当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从命令转向说服，威权政体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已经在那里了。

当然，任何威权体制都有其惯性，更不用说执政已逾半个世纪、已被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绊住的马来西亚威权当局。威权政体的惯性诉求，就是要让威权长期、永远存在；同时威权政体又往往是以不公平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来织造权力结构的，下台就意味着被清算（哪怕是非暴力的），所以就更要抓住威权不放；另外竞争型威权之下执政集团往往要靠纵容歧视与仇恨，靠分裂社会、分而治之来维护统治，这套过去行之有效的统驭术，威权政体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因此，考察马来西亚威权体制的走向要有辩证的眼光。威权有历史惯性，政治转型尽管已经启动但仍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过政治转型一旦启动也会有它自己的惯性──启动了，想停下来、想后退也不会那么容易。

回到马航失联这个问题上，当马航CEO、马政府代理交通部长、民航局局长、马来西亚总警长每天一次出现在记者会上随机回答各种尖锐提问，当纳吉布首相也多次站到记者面前，人们或许会想，法航失联后法国政府出席记者会的阵容也不过如此，马来西亚在政治表象上至少像是跟得上时代了。但马航事件发生后的3月11日，马来西亚当局仍然在援引源自殖民地时代的“煽动法令”指控一位印度裔反对党领导人，这就让人搞不懂马来西亚威权当局究竟真正生活在哪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