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2）

　　思想转型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

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比之改革刚刚起步时物资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要好得多，同时，改革的总体方向也已经确定，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比过去需要摸索改革的方向要更加有利。但是，就改革本身而言，当前的改革难度一点都不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改革难度低，改革的阻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时的改革，主要是思想上的障碍，只要能够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共识，改革就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收益，进而迅速印证改革思路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取得改革的思想共识。当下的改革除了仍然存在的思想阻力之外，既得利益因素已经成为阻挠改革前进的最大障碍。

过去35年来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13亿人口的大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漏并导致利益分配格局上的扭曲。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前改革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补足这些制度缺漏并扭转过去形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是在利益格局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制度层面上的任何一点改革都会对现存利益结构带来极大冲击。虽然改革是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但短期内必然要损及既得利益者，改革对既得利益获得者而言总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和腐朽思想就会加速合流，既得利益利用落后的思想来保障其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正当性，落后保守思想利用既得利益的权势来弥补自身在逻辑上的缺陷和理论上的虚弱。既得利益与保守思想合流对改革的威胁在于，能够通过制度上的缺漏并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攫取到更多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很多都是体制内的权力持有者，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下，这些负有推动政策落实责任的人员在思想上难以真正跟上中央的步伐，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这就极有可能使《决定》在各种阳奉阴违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成为一纸空文。

要打破这样的改革僵局，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争取思想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改革的攻坚阶段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达到改革的目标，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就必然以切断既得利益链条为前提条件。如果思想被既得利益所绑架，那改革就必然顾左右而言他，专注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有意无意地忽略改革核心领域的突破。

思想转型之所以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还在于它是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的重要武器。许多学者在谈及改革时，都将既得利益者与既得利益格局混同，认定其为改革的阻力。实际上，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就是改革的阻力。在中外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改革家本身都是原有制度条件下的既得利益者，譬如毛主席是富农家庭出身、周总理出身富商家庭、朱德元帅曾经是旧军阀，他们作为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利益所绑架，而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接受了新的思想，思想的转型促使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了革命家。而且，往往这些从既得利益者转化而来的革命者才是革命（改革）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比那些希望变革的弱势群体更有知识、更有力量去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过去改革过程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归结为改革的阻力，恰恰相反，这些能够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思想转型积极争取的最重要的改革力量。一些事实也已经表明，当下许多思想清晰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乃至体制内的各级官员都认识到了现有发展模式、体制机制的不可持续，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推动改革前进。这些既得利益者当中的有识之士，将会是改革有力的推动者。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思想转型将所有愿意为国家繁荣富强、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建立有利于改革的统一战线。

　　要为思想转型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人的思想要在现实当中发挥作用，必须经过言论的媒介，使思想表达给众人，思想的转型必然存在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冲击和碰撞，思想的碰撞则必然伴随言论的交锋，所以才有真理越辩越明之说，简言之，言论是思想的载体。只有通过言论的辩驳，人们才可以相互启发、督促，言论没有自由的空间，思想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所谓创新、突破等都将只能是黄粱美梦。推动改革，需要以思想转型为突破口，而思想转型则有赖于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动辄因言治罪，那么即使开始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最终的结果也不会乐观。当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没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更难以通过思想转型来使改革取得突破。

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后，改革的对象从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财富生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推进到了更间接但影响又更深远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个层次的改革与意识形态问题更加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难度和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过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为当下的保守者，这个道理与“鸟笼经济”在一大二公环境下是改革进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变成保守落后的是一样的，只有在思想上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型，才能够对改革的进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改革已经不能够通过社会财富的创造立竿见影地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是有赖于运用清晰的逻辑、总结历史的规律、凭借卓越的远见和追随世界的潮流来探寻要走的改革路线，并最终通过一定实践的积累来验证。因此，要实现思想转型，就不能预先划定言论的禁区。试想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严禁提及商品经济而不是激烈争论，严禁提及股份制而不是允许讨论乃至试行等，就不可能实现思想转型，我们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今天系统性、复杂性、协调性更高的改革更需要广泛的讨论，尝试并结合国情吸收各种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也还不够健全，市场上有毒食品时常出现，环境资源屡屡遭到破坏，雾霾笼罩大半国土，贪腐问题也为人民所关注。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我国的特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类似的诚信缺失、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的媒体人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新闻揭黑运动，期间广播媒体曾揭露不良企业用老鼠肉、病死猪制作肉馅，把正在吃早餐的罗斯福总统恶心得把早餐都吐了出来，但得益于美国宪法对公民言论的保护，新闻揭黑运动尽管被一些政府官员嫌恶为“扒粪运动”，但美国舆论界不屈不挠地报道，对国家制度的改良、公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奠定了美国社会繁荣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闻媒体也在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当中，通过对“吴苏案”“萧天赞案”“上上级案”的新闻监督，颠覆了广大司法人员的思想认识，有力促进了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要破除从政府官员到市场主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作风，而要实现这样的思想转型，则必须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公序良俗能够感染之、鞭策之。

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为了让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能够自由表达并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使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批评能够发挥更好的督促作用。与此同时，国家也需要有力的监管来剔除那些渲染黄赌毒、宣传煽动民族分裂、恶意造谣中伤等违宪违法的言论。但我国对舆论的监管还没有完全纳入法治的轨道，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对社会舆论随便干预的结果不仅扼杀了思想解放、思想转轨的希望，也使政府本身的宣传丧失公信力。因此，只有将舆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由此来看，尽快制定《新闻法》是当下促进思想转型、进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可行选择。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推选语

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改革决策过程的参与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他的身影。他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为本”和“民本经济”，丰富了改革的相关理论创新。他时刻都在为深化改革“鼓与呼”，是改革舆论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感 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一步”，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其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关键。习近平同志也讲了，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解放思想。所以我认为可以提出“思想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取得理论的创新和改革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为保障的。离开思想的解放，一切成果都是会落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一是思想上的障碍，二是既得利益的阻挠。面对这两个阻力，解放思想仍旧非常重要；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思想转型为前提条件。

我从事改革工作几十年来给中央提出的建言共有38件。这些建言有的是事关全面的改革总体规划设计，有的是改革理论创新，有的涉及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的是重要领域的改革，有的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些建言，我们能够体会到改革绝非简单的口号，不能清谈空论，改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理论突破、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希望我关于改革的一些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出更多理性、务实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议，使13亿人的大国尽快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金光大道。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