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手段的坚持与改善（3）

三、以改进执政方式为主要手段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当前，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就是执政的考验。从历史的合法性方面看，中国共产党人牺牲奉献、浴血奋战，“打江山坐江山”无可厚非，但即便这种历史的合法性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中也受到了冲击。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近年来不时出现一些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概括而言，就是“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18］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说法“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列宁也曾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种思潮的持续泛滥，对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地位都造成了冲击。

不仅从历史的合法性上，而且在现实的合法性上，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势力也希望运用“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将中国的政治模式改行到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道路上去。西方人在惊叹中国经济总量仅仅用了30年就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速度成为“世界第二”的同时，却仍在“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崩溃论”之间徘徊，如有学者就曾概括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国的预测大致有4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四是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的事情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并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而世人在认同“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对后发国家的有力作用的同时，却也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民主”之间徘徊，如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势力至今仍在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指责中国。在论及中国(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门)人权状况时，指责中国为“独裁国家”，妄称“在主要领域中国的人权形势继续恶化。”［19］其用意还是希望中国重走西方老路，从而逼迫中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中国再次回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金字塔底端，而丧失对这一体系的挑战和竞争力。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正本清源，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认真地研究和宣传，使人们对党史和党史研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010年，党中央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制定颁发了党史工作文件，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中央又批准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修订重印了第一卷。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党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更加客观，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例如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承认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另外在党内，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某些观点和看法是给予了肯定的”。对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也采行了较为准确的数据。［20］所有这些，都使党史研究更为客观公正、立论结论更为信服，从而增加了党员干部对党的感情与信任，为党的执政地位历史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于西方道路和“普世价值”，党的十八大再次重申，在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对于西方各种政治思潮和制度，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但也要“力求客观公正，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21］这表明中国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体现一切权力由人民掌握的最高执政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长期基本国策的这一重申，是对当前国际复杂舆论的一次明确回答。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发展，在西方认同中国发展道路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就改变了看法，高度评价中国的探索和选择。西方主流舆论虽然仍指责中国政治体制，但对这一体制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事实，他们不存置疑。［22］《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也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23］与此相对照，西方所推崇的美国模式，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像美国的斯蒂格利茨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大家曾经共同信奉美国及其教育出来的精英所提倡的价值标准，但是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人们对于这些精英们的信任”。［24］(PP198－200)

但是，一党执政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一党长期成功执政，并不能成为中国执政党可以骄傲的理由。实际上，包括苏东共产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台湾国民党等等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大党、老党执政地位的起伏变化，足以给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党提供警惕或启示。当今中国，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并且已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这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在中国经济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矛盾和群体间冲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党中央又提出了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努力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等，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

总之，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只有在思想上加强学习、在组织上创先争优、在行动上改进执政方式，在坚持中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才能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