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意识”首先是鉴别问题的真与假

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 页）科学史表明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往往会给科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开创新的学科，甚至导致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组合。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学者归纳为以下四类：首先，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是“史无前例”、“填补空白”或开创性的；其次，所谓“问题”，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再研究；第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第四，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所以，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这样的例证层出不穷。

问题之一：中国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依然很穷。邓小平看到了问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用农村土地承包制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制，结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问题之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少数西方人士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也有人重新鼓噪“中国威胁论”。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关于这条道路，郑必坚着重强调三点：（1）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2）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3）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北京：《学习时报》，2003年11月24日）这就打消了许多人的疑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种观念，认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这种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面对教育存在的误区，科学家钱学森在逝世前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陷入了“一切围绕经费转”、“一切围绕招生转”、“一切围绕排行榜转”等种种怪圈。大学本应该以“学术为本”，但在现实中却屡屡遭遇尴尬，常常不自觉地走向行政化、商业化。大学文化越来越充满娱乐化，而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争鸣也渐渐失去了传统的尊严，在量化管理的挤压下越来越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