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干部下海，潮起潮落与道德困境 （2）

三波“下海潮”社会背景各有不同

主持人：之前三波“下海潮”的社会背景有何不同之处？

唐亚林：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国家掌控着资源的基本调配权，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整体受制于一体化的国家权力，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难以释放，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挤压，自然难以谈得上创造出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和谐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市场的力量重新被发现，并日益主导资源的配置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发现创造财富的机会成为一种价值选择。做官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价值取向也不再只是做官一条路，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价值多元化的迹象。与此同时，政府自身的改革进程以及相应的激励措施，助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两波“干部下海潮”。

李春成：第二波下海潮比第一波来得更汹涌，这主要由几方面原因所导致。首先，在思想上，经济上贫富的现实和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国”字头、“公”字头的行业和单位原有的光环和荣耀感已成明日黄花，“民”字头、“外”字头的事物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甚至因其待遇优厚而颇受青睐，对个体、对职业、对行业、对部门、对政府工作好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是“经济发展”。经过一番思想与现实的洗涤之后，至少那些下海干部本人，已经不觉得到私有企业工作在荣誉上有什么丢人之处了。其次，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海”更宽更广，政策预期、政治环境也更清晰、更稳定。第三，就干部下海本身而言，经过80年代第一波下海者的摸索和示范，“有心人”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思想酝酿和精神准备也更充分些了。于是，一些干部纷纷下海，打造了第二个“下海里程碑”。

第三波下海潮的原因有四个。首先，20世纪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开始，公务员队伍开始重组。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其次，2000年开始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类似法规制度，为干部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第三，是各级政府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对于招商引资的近乎着迷——不少地方政府强制干部“下海”的目的就是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第四，国内崛起了一大批新兴大中型民营企业及其对于“社会资本”丰富的政府干部的特别青睐，为下海者提供了可成就一番事业的平台和收入甚为丰厚的中高层职位。所有这些共同将新世纪中国干部下海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