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干部下海，潮起潮落与道德困境 （6）

干部下海引起的组织管理困惑

主持人：干部辞职下海，给所在单位的组织管理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春成：除个别以外，绝大多数干部下海都得到了原来所在单位的批准、组织部门的同意。实际上，组织领导的态度取决于他是怎么看待和权衡干部下海的利与弊的。

最为赞成干部下海的，是那些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或精简机构而出台“红头文件”鼓励甚至强制公务员下海（经商、创业、打工）的地方政要；其次是那些“开明政要”，尽管他们并不出台文件或指示呼吁甚至强制公务员下海，但如果下属自愿提出下海，他们不是阻拦而是鼓励和支持。譬如，习近平在任福建省省长和浙江省委书记时，对其下属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党组书记游宪生2000年的下海和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2003年的下海，都持一种开明的理解和支持态度。在接受CCTV记者访谈时，习近平说，干部下海就业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权利，“政府对干部的选择和干部对事业的选择是双向选择”。

支持者试图通过干部下海实现的目标，譬如地方GDP的增长、民营经济的发展、官员观念与知识的更新、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机构人员的精简等，也都是反对者所欲求的。然而，反对者主观预测和臆测的各种损失和危害，如精英人才流失、影响市场公平、洗钱、权力期权化、权力资本化等，也是存在的。

主持人：可见，干部下海既有利又有弊，鲜明的支持或反对态度都会遇到价值困境。

李春成：正因为鲜明的支持或反对态度都会遇到价值困境，所以，很多组织领导采取中立的态度，其基本做法是“尽量挽留但不强求”。然而，这种态度最多只能从心理上安慰态度持有者，比较消极和被动。而且，除非组织领导真正能够将干部下海的利弊等量齐观（置之度外是不可能的），否则，不是中立，而是倾向于反对的无奈。从责任的角度来讲，中立者也许能免除其“主观责任”，但“客观责任”还是难免。因之而起的是与支持者或反对者同等的客观价值权衡，和一个特别的主观伦理困惑：“我既未支持也未反对干部下海，为何要我为干部下海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