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

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和具体实践，近年来全国上下普遍开展了推选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活动。由广大群众一层一层推举和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体现了人民群众心中的善恶是非标准，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时代标杆，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而正面的积极影响。

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都遵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规律。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历史上所以会出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象，原因即在于上行下效是不易之理。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核心价值的光彩，关键要从社会影响力强的群体抓起。这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相对于群众而言的党员领导干部；二是相对于一般群众的社会公众人物，如知名专家、著名企业家、演艺明星等；三是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的成年人。不论是从我国历史还是世界发展状况看，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倡导，都必须首先有“大人们”真心信奉并身体力行，才能让公众乐于接受和效仿，从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目前，我国社会富裕阶层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正日益凸显和增强。各种各样的“追星族”“追款族”“追权族”层出不穷，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为此，我们亟待拿出为社会富裕阶层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对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因势利导和价值引领。内蕴丰厚的君子文化经过系统整理和现代阐释，正可担当此任。这不仅因为“君子”概念本身是倾向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称谓，易于为社会富裕阶层所接受；还因为君子文化本身所饱蕴的家国情怀、讲究修身养性和注重人生品位等内涵，与社会富裕阶层“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向往相契合。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中说：“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做君子还是做小人，与身份、地位无关，关键在于你为人处世时的一次次选择——选择“行善事则为君子”，选择“行恶事即为小人”。因之，我们需要“吾日三省吾身”，需要将修身作为终身课程，需要不断地集小善为大善，这样才能称得上真君子。就此而言，君子既是一个做人的低标准，又是一个做人的高目标：你为人处事中的每一次崇德向善的选择，都是在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但你必须在人生长途中坚持不懈地修身，始终做崇德向善的选择，才堪称真君子。君子概念和君子文化还可针对和适用不同职业与行业者。古代就有仕君子、商君子、文君子、民君子等说法，实质就是指做官的君子之道、经商的君子之道、从艺的君子之道、为民的君子之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君子文化具有古为今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价值，亟待采取有效举措激活和倡兴君子文化，在社会逐步形成崇尚君子品格、大兴君子之道、争做正人君子的风尚

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更是我们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统文化滋养需要讲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在理论探讨层面，大力开展关于君子文化的学术研究。由于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基本性格密码，因而对君子文化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考察和纯学术的审视，而更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树立文化自信、张扬国格人格的理性洞悉和时代确证。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性和学术性，更有时代性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下大功夫认真研究。

在社会生活层面，大力倡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中华传统文化沉淀为人格模式的有不少，除儒家的君子人格外，还有道家的隐士人格、佛家的悲悯人格等等。对于君子人格的设计蓝图，历代中国人接受最广、吸收其他人格模式优点最多、在中华文化广袤沃土中扎根最深、与中华文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重叠面最大。君子人格所以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历次整合中以“最大公约数”出类拔萃，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理想人格，其奥秘就在于这种人格设计产生后，中华文化不同学派的诸多思想干柴都向这里搬迁、移动和集中，从而形成收纳百家、融汇百家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壮丽景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就是要让这颗种子在新时代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因为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生活每个角落，导致一些人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诸病连发的状况，我们尤其需要在当代开展“新君子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让君子文化这剂传统良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项构筑我们精神家园的宏大工程中，发挥补气固本的独特作用。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