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这一命题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莫衷一是。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还津津乐道于用西方治理理论或话语来进行解读，不自觉地被“捕获”，成为西方学术的“俘虏”“传声筒”“留声机”。殊不知，正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正确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现代化。要知道，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同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没有看到哪个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那一套以后就自动变成了“西方”国家，反倒是“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灾”。那么，与美国、欧盟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其一，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不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根本不同。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式的总统制、欧洲式的国会制和多党制等，但都“水土不服”，都行不通、失败了，反倒演变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年）、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

其二，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盲目照搬照抄；另一种是自觉学习借鉴并自主创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后一种态度：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新的特殊制度——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则更加自觉地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自觉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自主创新的产物，正是这种自觉，作为后发国的中国快速而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