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2）

二、中国模式的确定性

“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确定不移的品质和内涵。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

其一，“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

西方学者尽管对“中国模式”的内容概括不一，但无疑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模式绝非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模式，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内容，它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认为，“中国模式”的内容，或许应该从“中国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它不是一种大爆炸式的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它不是一种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过程；它不是放弃国家对关键部门的控制；它不是全面的自由化或新自由主义化；它不是西方式的行动方式；它不是遵循某种模式或处方；它不是让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也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13]

其二，“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确定的。

封闭僵化的老路不适合中国。中国模式与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4](P79)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果带来很多问题。”[15](P261)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提醒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16]

改旗易帜的邪路不适合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广为播种，却并没有开出胜利之花，结出胜利之果，西方模式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并没有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不是“休克”就是跌入“陷阱”。中国不能轻信西方人的药方，误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倒退、生活下降的不归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搞全盘苏化，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固守苏联模式，也没有削足适履滑向西方模式，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其三，“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的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曾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7](P5)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开创出来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更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坐在大楼内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模式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所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堪称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1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转型视为全盘复制西方模式，而西方模式所依赖的“中介”——国家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因此，西方模式在他们复制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无一幸免地沦为“依附”于别国的“香蕉共和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但没有全盘复制他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其四，“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19]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20]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21]或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①。

西方学者往往挂一漏万，彰现象而黜本质，“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22](P45)因而作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不足为奇。中国吸引外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自由化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社会主义制的完善，改革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3]“北京共识”首倡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24]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吗?

其五，“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这是确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5](P398)“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26](P1)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7](P250)具体做法可以有千万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统一性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西方某些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而且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这大概就是忽略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将“中国模式”奉若普世标准，也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这反映了苏联模式破产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深化和清醒。

其六，“中国模式”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谋求对外“出口”，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的使用权属于中国，中国从未希冀以中国模式统治世界。因为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管任何时候，中国模式对外不推广、不输出。各个国家都应当探索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27](P318)中国不谋求“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的参照模式，取决于这些历史和地理的特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再现。中国人明白这点，因此他们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能被效仿的模式。”[28](P19)中国领导层在中国模式问题上保持了鲜明的理性，所谓中国“将‘出口’中国模式上升为某种对外战略”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国际上有关“北京共识”终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源起于西方②，而非中国。

当然，我们强调“中国模式”的个性，意在表明“中国模式”不能简单复制，但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模式”本身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正如雷默所说：“当我们说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时，我们必须分外谨慎。我说的可以为别国效仿，并非指中国的经济或政治模式可以被别国复制，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仿效。这一点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且也唯有如此别无他途。”[29]事实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早已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其七，“中国模式”是和平崛起的模式，不会走国强必霸的发展之路，这也是确定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与西方大国崛起的道路完全不同。近代以来，世界一直处于霸权主义的淫威统治之下。16世纪，两个小国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了世界，建立了海洋霸权；17世纪，世界霸主的地位被另一个小国荷兰取而代之，17世纪也被称为“荷兰的世纪”；18和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回报世界的是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告终。西方部分学者根据16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得出结论说，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怪圈，中国的崛起必将重塑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并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世界所倡导的价值观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将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西方学者的担心不能说没有理由，毕竟这是西方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给他们的“启示”。但以此推论中国，却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经验主义还是选择性的经验主义，即只选择了西方的经验，而回避了中国的经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早已向全世界宣示。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7](P301)日本知名政治家绪方靖夫指出：“中国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政治方针……高高地举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旗帜……中国走的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既是一条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当中寻找到的道路，也是一条新的‘和平振兴’的道路。”[30]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