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开放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崛起的中国、活力的中国与滞涨的西方、衰退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纷纷关注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界纷纷聚焦中国模式，研究中国模式，试图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谜底。

一、中国模式：西方学者的另类解读

(一)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1](P160)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2](P9、26)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邓小平所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都只不过是为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3](P41)哈维还指出，如果没有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开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中国奇迹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不仅没有背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是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

(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西方学者和西方舆论观察中国的一个新动向。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一组“国家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经济体已经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构成严重威胁。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集权主义的国家，这些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控制了全球大量资源，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并称“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威胁”。[4]

(三)“第三条道路”模式。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大致可以归类于“第三条道路”模式。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5]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为中国逃离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

(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要义在于“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6](P53-71)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约翰·罗默(John E.Romer)都认为，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目的在于这个制度可以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东西’。”[7](P101-116)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Night Weinstein)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市场社会主义政策。[8](P5-10)

(五)后社会主义模式。“后社会主义”是新近出现的概念。所谓后社会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是这样定义的：它“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回应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9](P364)“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0](P43)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中国模式”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致的当前和特定的未来，不能再用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不破哲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界定为“后社会主义”。[11]他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