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吗？

2008年以来，在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对全球带来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在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与反思中，将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的观点很普遍，谨防“福利病”和“福利陷阱”的话语占据了重要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也“善意”地告诫中国要以西方福利国家为鉴，许多中国学者和经济精英们也“自觉”加以反思，认为中国要谨防“福利陷阱”。这些批评话语，掩盖了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根源，同时也夸大了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容易误导人们对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必然要求加强社会福利建设这一基本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容易在认识上放大中国建设福利社会的困难，不利于我们形成共识。这种批评话语也与中国正在加快建设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实践不相符合。

在社会福利研究上，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根据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实践，剖析西方国家危机“福利制度根源论”的认识误区，揭示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总结和借鉴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经验，在对比中国与西方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的背景与逻辑的差异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模式，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事业。

一、福利国家制度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与批评

(一)福利制度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慈善、救助等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但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失业、工伤、养老等社会风险对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日益严重，而高度的社会流动使得家庭、社区的社会支持功能弱化，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抵御社会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西方经济史和福利制度发展历程来看，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是适应资本主义初期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要和流民、贫困问题普遍出现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则顺应了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壮大、劳资冲突加剧的时代趋势。西方在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利思想兴起，西方各国开始由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福利国家”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建立起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作为“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1](P8)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福利制度通过将工人创造的部分利润用于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将利益对立转化为总体上更具建设性的冲突解决形式，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其次，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通过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权利，通过教育培训改善人力资本状况，从而保证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行；此外，福利制度在文化方面被视为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提高了国家和社会相关方面的合法性。[2](P25-38)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公共领域以改善民生的福利国家制度，是促进国家和社会认同的基础性支撑因素。[3](P16-22)福利国家体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但它通过对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化支持，有利于缩小人们在起点上的差距，促进身份地位的平等，降低风险与不安全，提升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验就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趋势，用“社会改良政策”和“社会管理”来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妥协，以摆脱毁灭性的阶级对抗。[2](P21)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福利社会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4]

(二)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批评

福利制度对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关于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也一直是充满争论的话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面临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挑战，有人将这些问题归结为“福利国家危机”。在经济危机时，对福利制度的批评更加盛行，因为实行福利紧缩政策往往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选择，但危机发生时失业增加等状况使得人们对公共福利和保障的需求增加，因此福利紧缩政策极易引发社会抗议。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试图大力削减福利开支的改革，都引发广泛的社会不稳定。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欧洲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大幅削减福利支出，因而引发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广泛的社会、政治动荡。这种困境似乎更证明了福利制度是危机的祸首，关于“福利病”的批评话语也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预言”[5](P117)(即一种最初是虚假的预测、期望或信念因为被广泛接受而最终成为现实)。

关于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的批评，主要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普遍的高福利保障使部分人工作欲望减弱，造成依赖文化和福利依赖群体。这是关于“福利病”或福利依赖最常见的批评。有分析认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证明福利国家模式只能养懒汉，也证明“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性。

其二，在福利制度下，社会福利成为人们的基本权利，而“福利刚性”使得社会福利支出日益膨胀，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与“福利病”假设相似，许多分析认为，福利具有不可逆性和刚性增长的特点，往往只能升不能降，这使得福利支出水平面临不断提高的压力。而一旦出现经济停滞，政府就会削减或限制福利支出，就会引发抗议和社会危机，经济复苏也就更缺乏社会基础。

其三，高福利、高税收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使得福利国家经济竞争力与活力不足，从而加剧失业问题。批评者还认为，福利制度造成福利机构不断膨胀，成本不断增加且效率低下。因此必须改革福利体制，控制社会福利的范围和水平，降低企业税负，以提高经济活力。这种认识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及推动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