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吗？（2）

二、西方国家危机的“福利制度根源论”分析与批判

关于福利制度和“福利病”的上述分析与批评，看似合乎逻辑，其实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社会建构的成分。将当前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并没有看到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把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反思和批判简单化地转移和集中到对其福利制度的批判上，无疑是打错了“靶子”，使得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羊”。

因此，如果只是片面地批判福利制度或一味地担心“福利病”，无疑会夸大某些问题，从而偏离问题的本质。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尤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对福利制度认识中的相关误区进行深入分析与批判。

其一，关于过高的福利水平必然使人们产生福利依赖、影响经济效率的观念与解释有严重的分析缺陷；关于福利只可增不可减的“福利刚性”论，也是建立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和贪婪的人性论假设基础上的，缺乏充分的社会学依据。

批评者认为，过高的福利会造成福利依赖和长期失业问题，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民的自由，为了克服福利依赖等“福利病”，应实行低水平的失业保险或在就业方面放任自流，以保证社会活力。关于福利依赖，就如蒂特马斯所言，人们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需要福利的帮助，因此，应当将依赖性看作人生历程之自然部分，而不应把它“刻板化”或排斥它。[6]而且，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关于福利依赖的解释，假设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参与市场活动，这显然是不对的。[7](P56)这种观念与解释并没有理解最需要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等劳动能力缺乏者)受市场经济的排斥状况，说这些人缺乏工作意愿和依赖社会福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能够以较低的资本密集度和低廉的交易成本，为这些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2](P166)而且，在因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形成排斥的条件下，更需要现代国家要有就业考量的福利制度与政策。

将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归根到人性自私、贪婪和享乐的“本体论”，这似乎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境界。[8]实际上，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人们往往是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较，而不仅仅是收入和福利水平在纵向比较上的上升或下降。如果在收入和福利方面差距过大，即使收入和福利水平上升，人们的公平感和满意度也不一定提升。金融危机后欧美社会的动荡，不只是因为福利受到削减，更为重要的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条件下，危机发生后的福利削减，使得大量在危机时期更需要福利支持的人群陷入困境和心怀不满，从而走上街头。

其二，当前西方国家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而围绕福利制度的争论和所谓“福利国家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彰显，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困境的“替罪羊”。

当前西方经济危机的根源与本质，仍然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其发生逻辑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资本、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各种形式的透支消费——经济危机。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逻辑有一些新的变化，如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不再仅仅是一国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也包括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与分化；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推动下，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一国内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而是表现为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8]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和金融掠夺，支撑了新的食利者阶层的产生，对当前危机的发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9]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决定了它必然将生产作为目的，而将人的需要和消费当作工具，通过各种形式刺激人们消费，以维持生产的持续，由此也催生出普遍的“虚假需求”，人异化为“消费人”。在经济日益“金融化”的消费主义时代，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与各种金融衍生品泛滥相互推动，成为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根源。这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也日益使人类陷入资源环境困境。如果说福利或福利制度与一些国家的财政和债务危机有关，也是由上述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所决定的：福利政策成为政府刺激国民消费以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工具。福利制度下的消费模式实际上又加剧了社会风险，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许多民众将陷入生存困境，对社会福利的需要就会更迫切，政府削减福利的政策也就更易引发抗议和社会动荡。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福利制度安排并不能真正解决经济的两极分化和政治不平等问题，也难以真正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于福利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福利负担导致缺乏经济活力的说法，也难以经受事实的考验。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年环球竞争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兰、美国、德国、荷兰、丹麦位居前八位，其中除美国外，大多都有相近的福利保障制度。[10]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在欧盟，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并不是福利支出水平最高的国家，从2007年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重看，意大利为24.9%，西班牙为21.6%，希腊为21.3%，爱尔兰仅占16.3%，都远低于法国(28.4%)、瑞典(27.3%)、丹麦(26.1%)和德国(25.2%)。[11]

事实上，不是有利于社会平等的福利制度，而是不平等导致了增长和效率的低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资本盈余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12]尽管在全球化过程中因产业转移等原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但却往往陷入政府财政困境，主要原因就是在私有制下增长的财富更多为少数人所拥有。就如斯蒂格利茨所分析的，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增长速度要比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快得多。以美国为例，富人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导致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使得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阻碍了增长引擎的运作。衰退时期基本社会支出的削减，加上高失业率压低了工资，又加剧了不平等。[1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

其三，如果说福利或福利制度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之间有某种关联，其影响机制也与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运作密不可分。

当前，以多党制和议会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宪政民主”面临制度性困境，政党被选票所绑架，蜕变为“选举机器”，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按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被发展到极致。[14]为了获取选票，政党和政客在竞选过程中往往都会许诺增加福利、减免税收。福利国家的本质是通过国家的税收等手段调节财富分配，而高福利、低税收则会造成政府财政困境。而且，在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践中，低税收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资本家，他们作为选举政治的最大操纵者，往往反对福利支出，质疑公共福利支出的意义及效果。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使民众凭借其选票争取自己的福利，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真正实现。

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选举政治和党派之争也导致政治极端化和社会分裂。选举政治往往陷入这样一种制度困境：观点越激进，就越能吸引选民的关注，而温和、理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为得到更多选票和政治献金，政党和候选人往往以极端口号和承诺来迎合选民，结果往往是个人、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被放大，而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却遭受损害。这种状况也引起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社会分裂。[14]选举政治和选票民主也成为当今许多国家移民排斥政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等层面的排斥)以及族群分化与纷争的根源。例如，2001年9月11日纽约遭受恐怖袭击后，欧洲民众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反穆斯林情绪，一些政党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选票，便利用这种情绪制定激进的反穆斯林政策，严格控制穆斯林移民。这种政治实践，必然又会加剧其国内族群之间的分化与纷争。

其四，福利国家危机论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共识的日益缺乏。

二战以后，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使人们更加向往美好生活以及各阶级的团结，建造平等的福利社会，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基本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为政府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建立普惠式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体制在全球的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兴起，在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共识”趋于瓦解。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后，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更是占据统治地位。福利国家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道德抨击的对象，低效率、高浪费、养懒人等说法几乎成为福利国家的“悼词”。对“福利依赖”问题的讨论，也成为学者讨论福利国家道德、政治哲学与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话题。[15]关于福利制度与政策的讨论也日益缺乏理性和偏离实际。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结构和制度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却被转化成了个人道德问题。这种争论也破坏了贫富之间、工作者与失业者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团结，使得社会共识日益匮乏，对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形成极其有害的影响。

其五，面对各种危机和批评，福利国家普遍推行多元化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和调整，国家和政府在福利承担上的责任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扩展和强化。

西方福利国家在各种困境和压力之下，都在进行福利多元主义的改革，强调国家(政府)、市场、家庭、社区等主体在福利承担上的共同责任。福利国家都在进行不同程度和形式的福利削减与紧缩，如实施所谓“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将福利权与公民责任挂钩，以减少所谓的“滥用福利”；同时，也激励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参与和提供公共服务。[16]

不过，福利多元主义的政策方案，并不能有效满足由社会变迁导致的福利需求的增长。因为在既定的经济和政治框架下，政府之外的福利来源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社会部门并没有能力提供充分、稳定和全面的福利。[17]要解决福利国家危机，不能简单地采取放弃国家与政府责任的做法。尽管削减社会福利成为西方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纲领，但“福利国家本身的减少会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只是劳力的再生产而已，也包括社会整合与和谐的维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8](P195)实际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已严重削弱了地方或社区自给性水平以及社会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更需要政府承担主要福利责任。因此，尽管西方各国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不同，其福利制度模式和改革的方向也有差异，但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等方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应对日益增高的社会风险，仍具有高度的合理性”。[19]

当前，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出路不在于限制福利国家、削减福利支出，相反，还必须要进一步扩大福利性行动，扩展社会福利领域和提升福利水平。例如，在社会高度流动、家庭日益核心化的条件下，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照顾问题，已经很难在家庭或社区内得到解决，必须发挥政府的主体责任，通过社会政策引导，在社会化、专业化的框架下加以解决；低生育率、老龄化、劳动力缺乏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而要摆脱这一困境，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更好的家庭福利等政策鼓励生育；此外，在发达国家老龄化、劳动力缺乏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大规模的地区或国际间劳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福利制度安排成为社会分化和族群纷争的重要原因。如何建立突破民族国家和区域界限的福利制度，消除对移民群体的福利排斥，仍是福利国家未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