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吗？（3）

三、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的差异

对西方福利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的误区与偏差，使得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中国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也被夸大。如一些学者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如果我国不继续保持较低的工资与社会保障水平以维持“比较优势”，就会面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来说是“洋跃进”，是“短视国策”。[20]有学者告诫说，福利水平具有刚性增长的法则，要把福利增长速度降下来一般都会面临政治上的挑战，因此从某种道德理想出发一味强调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准是非常不现实的，在提供新的福利项目时一定要注意起点要低，提升社会福利必须要小步走。[21]有学者提出，我们要汲取欧洲国家福利负担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压力过大的教训，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能够保证处于底线以下的公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福利保障。[22]按这种分析逻辑，即便中国经济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也不能建立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否则就会患上“福利病”，掉入“福利陷阱”。

这种观点与分析，严重忽视了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上的背景与逻辑差异。

首先，西方福利国家总体来说福利水平较高，而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还很低，如果说西方国家真有所谓的“福利病”的话，中国则是“福利贫困病”。

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保障不足、投入不足仍是主要问题，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建设，增进国民福利，而绝对不是什么“福利病”的问题。而且，关于“福利病”的担心会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长期被忽略，经济社会将长期陷入不协调状态，最终会损害国家健康而持续的发展。[23]

许多发达国家在着力建设社会福利制度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如当今富有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在建设福利社会之初，实际上还是欧洲著名的贫困角落。[10]现在世界上一些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不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也比中国走得更远。[24]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来看，我国现在已具备了建立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能力，需要适时地加快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高国民社会福利水平。实际上，在政策与实践层面，我国政府近年来已承担了越来越多社会福利和保障的责任，对推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减弱国家的责任、走向福利多元化，而中国当前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的核心仍然是要突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弱化国家责任而强化个人、社区、市场的责任。但中国却有着与之不同的改革背景与逻辑：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在福利责任承担上不够，因此突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核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福利供给者和制度建设推动者的角色和责任。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和政府福利责任不足不仅表现在民生财政投入低等方面，也表现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滞后。例如，在老龄化趋势下无疑需要强调家庭养老等方面的功能，但许多制度与政策实践却对家庭功能的发挥形成制度性破坏与抑制，如户籍制度和农民工制度，使得许多家庭处于分离状态，家庭的照料、养老功能发挥的条件几乎丧失，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现象已成为影响极其长远的社会问题。再如我国当前在城乡、区域、行业、部门、群体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问题，都需要强调国家作为利益协调责任主体的作用。

再次，在基本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等层面，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条件，也决定了彼此有不同的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的方向。

就基本社会制度而言，在私有制下，财富的私人所有和资源的市场配置占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相对有限；而中国却是国家和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国民财富和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制度也决定了这些财富和资源要用之于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必然要求。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能避免私有制下社会陷入两极分化，能够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安排经济活动，从而实现持续协调发展，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为了生产而生产、通过制造“虚假需求”维持生产的持续。当前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国民社会福利逐步增加的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要求。

就政治体制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资本化”和“短视化”蜕变，使得其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并不能真正保证弱势群体的经济权利；相比而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社会的统一性，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要克服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异，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25](P1-9)社会主义民主政体，能够保证全社会在经济上的实质性平等与民主，而不只以政治上的形式平等为满足。

从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来看，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也有不同的国情。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缺乏和养老的压力，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相比而言，中国尽管也有老龄化的压力，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相对丰富，当前未必需要普遍地延迟退休年龄。相反，在公共部门可能还需要通过提前退休年龄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福利制度的“碎片化”，对于那些劳动强度较大的蓝领工人等群体来说，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