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的核心即“良法善治”（2）

从政治方面来说，民主政治的发展没有法治做保障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同时，中国政治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不受制约。由于权力天生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如果这个特点与人的弱点相结合，这个权力肯定会走向腐败。当前反腐力度空前，但这种运动式的反腐必须向制度式的反腐转型，那么这个制度靠什么来构建？只能是靠法律。

从社会层面来讲，过去很多人都把社会组织当作一种不安定因素，总想着管、卡、压。但如果我们有法律，社会组织在法的轨道上开展活动，就能发挥其正能量，社会组织就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出来的一些事务。同时，我们过去这些年的维稳工作，经常是不讲规则，不分是非，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特别是把群体性事件跟领导干部的一票否决相结合，使很多地方领导往往只求把事情按下即可，而不是通过法治化的方式来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以及老百姓正当的合理诉求。没有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维稳，必然使维稳走入怪圈，越维稳越不稳。此外，现阶段矛盾多发的根源并不是大家吃不饱饭，主要原因还是社会不公。而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才能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二，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因为现代法治的核心即在于良法善治。正是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良法的基本价值，提供善治的治理体系。我们说必须提高治理能力，其关键就是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第三，这是新时期中国改革模式需要进行重大转变的必然要求。今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今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说法现在还没有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改革就是变法，就可以突破法律。我们原来的改革模式是什么呢？先行先试。要搞改革了，先找一个地方试点，试点以后再总结，然后把这个试点经验加以扩展，然后再总结再扩展，再上升为政策，在一些地方再推行，然后再上升为法律，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模式。但我们现在提出来，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必须确保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特别是重大改革，就不能做。

第四，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中国的政治形态来讲，如果说毛主席、邓小平，他们是强人政治的时代，从政治形态上就是强人政治，那么，经过30多年改革以后，强人政治现在还具不具备社会基础呢？我的判断是不具备了。因为个人崇拜或者说通过领导人个人魅力治国，现在恐怕大家的认同度已经很低了。当然，从我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来看，我们需要强势政治，但这种强势不是强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团、领导集体。也就是说，尽管一方面我们要有权威，因为只有中央有权威，权力相对集中，才能够冲破阻力，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使这种权威演变成个人的集权。为了避免这种强势政治演变为强人政治，唯一的方式就是走法治的道路，通过法治来规范我们的领导人、领导机关。

　依法治国的关键议题　　

日报：四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您认为应该涉及到哪些关键议题的讨论？

周叶中：关键议题应该不少，但主要可能是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句话在我们党过去的历史上从来没说过，这是第一回。也就是说，治国理政有很多方式，但是在所有这些方式里面，法治是最基本的，因此如果不依法治国，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第二个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最重要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谓目标、任务，主要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