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推进北京“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今天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城市病”及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第二方面，“城市病”的主要原因；第三个方面，抓住关键，多管齐下，推进“城市病”治理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城市病”及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

习总书记到北京来，在肯定北京工作的同时也指出，北京的发展面临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也包括十分严重的生态问题，比如蓝天难见、繁星无影、河流断流、地底水超采、地面沉降等等。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已经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必须下决心动手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这体现出总书记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的一种精神和他个人的一种风格。

（一）什么是“城市病”

1.“城市病”的定义

从总书记嘴里边把“城市病”讲出来，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正式把“城市病”写进去，这是第一次。但是“城市病”这个词对于我们搞经济学的并不陌生，特别是研究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这个概念。

“城市病”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及其相关要素向大城市过度集聚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把它们所带来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综合在一起，就叫“城市病”。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

最早的“城市病”产生于英国。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大量地生产财富的同时，由于人口的过度集聚带来了整个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以及贫民窟等一系列的问题。

2.“城市病”的三个原因

“城市病”一般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规模过大。“城市病”往往也叫做“大城市病”，当然小城市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城市越大、发生“城市病”概率越高。因为城市大了以后，城市交通、公共服务的配套可能都跟不上，管理可能也跟不上，这样“城市病”就容易爆发。

第二个原因，空间结构失衡。因为城市就是人口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集聚。如果这个集聚分布比较均衡，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整个城市的空间资源，那么就不容易爆发“城市病”。反之，如果在空间上过度集中，集中在某些局部区域，就造成了这些区域的承载力降低，那么“城市病”就提前爆发。北京的“城市病”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原因占了很大的比重。

第三个原因，体制政策不合理。尤其像我们国家，“城市病”的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长期不合理的农村政策。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经济学上经常讲“剪刀差”这个词。农民低价出卖自己的农产品、粮食，高价去购买农药、化肥以及生活品，构成了一个双重的价值流失。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城市化过程当中，原有的制度并没有改革得很合理，又出现了新的不公平、新二元结构等等，农业、农村、农民这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分割的制度瓶颈，造成了我们农民多年不能够自由地流动，但在原有的土地上又无法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因此我们搞市场经济，放开市场。特别在住房市场放开以后，大量农民逃离农村到城市里面来淘金、来发展。我们看到“城市病”的背后原因确实很复杂，既有我们城市管理的问题、城市规划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农村的问题。

3.“城市病”的三个特点

“城市病”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复杂性。刚才我从三个角度去分析原因，实际上原因是交织在一起的、叠加在一起的，集中表现就是人口资源环境、交通居住等出现了矛盾、不平衡。第二是并发性。我们的“城市病”同时并发的是“农村病”。这几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流到城市里面来，但是农村科学技术、农业科技没有人才，优质的劳动力都没有了，好多农业设施、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道路恶化，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农村刑事案件也频频爆发。所以我们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甚至我们的半城市化——“城中村”里的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往往成为城市里面脏乱差最集中的区域。第三个是阶段性。“城市病”不是一开始就有，也不可能或者说经过治理以后也不大可能永远持久下去，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随着郊区化、随着逆城市化、随着我们的治理，“城市病”会慢慢减弱，可能会慢慢地消失、解决。现在西方的一些发达的城市都已经显示它们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