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城市病”的分类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病”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早期的“城市病”，这主要是指当年的工业化和伴随着的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人口向集中集聚，而当时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期加上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因此环境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的矛盾就是人的发展和环境的矛盾。举几个个例子。
当年的伦敦，大概1938年伦敦的人口增加了650万，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住房短缺。伦敦的气候条件也是比较特殊，在海边，气压也比较低，湿气也比较大。所以每年伦敦大雾天气持续多次，每年雾日长达三个月，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毒雾”事件。特别是1952年，“毒雾”持续五天，导致4千多人死亡。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有记载，而且很罕见。后来伦敦经过治理，40多万居民从市区搬出去，大量的工业迁出市区。到60年代以后，伦敦雾才慢慢消失。所以今天看到伦敦是非常优美的城市，泰晤士河两边原来搬出去的工厂变成了花园。
再比如美国的纽约。当年工业化时期，世界各地1130万人涌到纽约去淘金，当时的工业化造成的问题也很严重。1910年，纽约市仅有5%的人能活到60岁，1/5的婴幼儿活不到51岁，贫富差距加大，医疗资源短缺，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也很突出。后来，治理“城市病”，纽约加强公共交通，特别是地铁的建设，今天纽约的地铁是24小时不间断运营的。经过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增加绿化面积。纽约成了一个优美、非常人性化的、自然环境非常好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第三个例子是洛杉矶。洛杉矶也被称为“雾都”。1940年—1946年洛杉矶每天从天而降的灰尘多达400吨。1958年连续三天的雾霾，一位女士一边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一边准备呼吸从城外采集来的新鲜空气。可以看出，当时的严重程度。洛杉矶经过治理，调整工业结构，今天的洛杉矶成为一个创意之都，我们看到美国的大片、好莱坞、迪斯尼实际上都在洛杉矶市。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早期的“城市病”主要是发展和环境的矛盾突出。
第二类“城市病”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在经济学上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简要地理解，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发展初期，拥有各种要素的低成本的优势，往往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进行低端的生产，获取了很好的发展动力。但随着它的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比如过了五六千美金，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一方面，随着它的发展，各种要素成本的优势渐渐丧失，原来产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很多产业被迫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所以经济的来源，特别是经济的净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多年发展起来的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包括人们的各种保障、整个社会的需求，所以政府担负的支出居高不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矛盾。这时候，很多穷人没有就业岗位，可能就偷盗、抢劫；另一方面，环境不能持续得到改善，富人也有意见，这出现了“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南美一些国家非常明显。
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一半的商业、一半的服务业和金融机构，但同时并存着五百多个贫民窟，贫困人口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5，所以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高犯罪率。再比如说巴西，巴西的足球世界闻名，但是看看巴西，它也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250多座贫民窟，生活着200多万穷人，占总人口的22%，犯罪率很高。2010年，里约热内卢有5千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巴西如此。阿根廷也是如此。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例还很高。据我们研究，能够真正地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全世界看只占12.9%，多数国家都会掉入这个陷阱，不在于你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阿根廷、秘鲁、巴西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二）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
北京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人口过快增长。
北京市从解放初期的500多万人口增加到1000万人口，从1953年到1986年，大概持续了33年时间，这是第一个500万。第二个500万，从1986年到2005年，又增加了一个500万，用了19年时间。第三个500万，从2005年到2011年，用了6年时间，可以看出北京的人口增长呈加速态势，提前十多年突破了2004版规划希望达到的调控目标1800万，现在已经突破两千万。这十几年前，北京的户籍一直也没有大规模放松过，但户籍手段能够控制的人口占总人口增量的不到1/4，只占到23.9%。不要户口，就要到北京来发展的常住外来人口占总人口增长的76.1%，所以，常住外来人口的规模、体量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北京市的总人口的变化。
近十年的新增人口当中，并不是很均衡地布局在北京市行政范围内，朝阳区占了20.5%、昌平区占了17.7%，海淀区占了15.5%，丰台区占了11.3%，大兴区占了11.1%，通州区占7.4%，这六个区占了全市新增人口的83.5%。但是同样在北京市行政范围内，门头沟区占0.2%。门头沟区98.5%是山区，吸纳不了更多的人口，这是有情可原的。剩下的区中，延庆只吸纳了新增人口的0.4%，平谷0.7%，密云0.9%，三个区加在一起不到2%。
第二个表现，交通严重拥堵。车辆的增加速度尤其快。东京从200万辆汽车增加到400万辆用了22年时间，北京只用了6年时间。所以我们的规划根本就没有规划，小区没有规划停车位，也没有规划地下停车场。现在我们的小区内外、马路两边几乎全是车辆。按照一个车辆要有1.3个停车位的比例算，全市至少短缺400万停车位，所以占用马路，这又限制了我们出行的能力、通行的速度。车辆多倒还不一定是最主要的矛盾。东京的汽车是800万辆，北京的汽车是500多万辆，可是，我们出行的频率要高得多，一年行驶的历程大概是东京的两倍多，是伦敦的1.5倍，所以北京成为最拥堵的城市。
第三个表现，公共服务与资源供应紧张。
公共服务。各个区都在加快建设小学、幼儿园，学位都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城镇外来人口对教育需求的增长。2000年，我们随迁子女只有8.5万人，2012年全市随迁子女就达到49万人，所以我们入园难、入学难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的。在医疗资源方面，不仅北京市人口增长过快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增加，同时还面临着和全国各地来京就诊的这种医患矛盾。北京的医疗资源水平高，全国各地疑难杂病都到北京来看，北京的三甲医院中外地患者的就诊率平均在43.1%，协和、301等知名的三甲医院的外地患者比例还要更高，所以北京的老百姓看病难、挂号难等问题很突出。
资源供应。水资源短缺。北京的水资源本来就是缺水的城市，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0，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我们的水管为什么没停水啊？有两个原因：第一，河北、山西保北京，他们也缺水，但优先供应北京；第二，超采地下水。每年超采地下水5亿到6亿立方米，地下水的水位埋深每年下降一米，现在埋深平均为25米。一些生态学者担心，再继续这么下沉下去，很多大的树木根系都吸收不到水分了，这是生态性的破坏，那是很危险的。
第四个表现，生态环境恶化。这个不用多讲，PM2.5超标1.5倍；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都超过了一倍多；全市94条河流，有2/3不达标；每天产生1.78万吨的垃圾，而我们只有一万多吨的处理能力，剩下的只能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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