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反腐与改革的公约数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腐将成为其组成部分。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反腐，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将成为空谈；而如果没有法治，则反腐也将终成镜花水月。在十八大之后迅疾的反腐风暴中，认真思索法治，既是契机，也是必然。

贪腐在于人性的不完美

官商勾结、卖官鬻爵、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政府失信、政党恶斗、种族撕裂、社会歧视、政治操纵、犯罪高发、道德滑坡、黑社会横行、食品卫生危机、民众移民外逃……几乎人类所有的惨剧都在这里上演，所有的丑恶都在这里肆虐！

也许难以想象。这，就是镀金时代的美国！

18世纪60年代，内战之后，百废待兴，美国终于迎来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然而，内战英雄格兰特却成了政治“罪人”，在格兰特、海斯、克利夫兰等一系列平庸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了贪腐的快车道，社会诚信沦落、政府诚信丧失。在美国地方政府中操纵选举、控制市政建设、贪污腐败的“城市老板”横行近一个世纪，众议院成为拍卖行，政府成为利益交换地，而法院则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时人哀叹，“贪污腐败与无法无天，就是美国风气”，举国“一切向钱看”，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痛心疾首，“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1905年，有法国人绘制了覆盖45州的美国地图，发现其中25个州完全腐败，13个州部分腐败，只有6个州勉强算得上政治清明；有学者考察之后制作的美国“腐败与欺诈指数曲线”（1815-1975年）显示，1840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是美国最腐败的时候，并在与格兰特总统的两个任期（1868-1876）大致重合的期间达到顶峰。这段历史也因马克·吐温的讽刺性同名小说而被称为“镀金时代”。

可以说，腐败是所有人类的顽疾，它内在于人性的不完美之中，但也是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性因素综合的产物。制度的缺漏与权力的失控是社会性因素中最根本的，在腐败开始肆虐的1840年，美国虽然已经建国60多年，但制度粗疏，尚难称得上是现代国家，官员、议员和法官的腐败，从根本上说是制度性的。选举失灵，法治无力，在当时已达极致。而内战之后，大发展促进了大腐败，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沦为最大的腐败渊薮之一。资料显示，1870至1913年间，美国GDP总量增长了2.4倍，其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8.9%猛增至19.1%。1870年，美国铁路路轨里程仅为5.3万英里，1900年即剧增至25.8万英里，1920年为40.7万英里，半个世纪翻了8倍。铁路一响，黄金万两，随着铁路发展，房地产开发和工商业消费兴起，也给贪腐提供了更多机会。纽约“城市老板”特威德的一次贪腐即为例证，当时某县法院建设，预计25万美元的花费，实际却支出却达800万美元，一把椅子就470美元，一个保险箱就能报账4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