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司法体制改革行向何方（3）

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共识基础，是法治化

问：三中全会提出，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这一改革方向有利于司法独立吗？

答：它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某些案件中特定的地方干扰。比如法院审理一个县里重大的案件，如果县法院审理，就容易受到县里方方面面的干扰、“打招呼”。让别的县的法院来审，就减轻了地方干扰。目前，是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异地审理。而将来，这一权力将有下放的趋势。

问：也有人认为，“同级人大能任免法官，还是换汤不换药”。您如何看待？

答：在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统管”里，人是第一位的，但是人怎么统管？现有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如果法院、检察院的人员都由省级统管，那么市县一级人大还要不要产生法院？如果完全绕开，这和现行宪法是有冲突的。所以具体怎么做，还面对着宪法上要解决的问题。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加强人大制度。

问：那么您认为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

答：在我看来，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修宪，将市县法院、检察院都统一改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来任命；第二种是相对保守的做法，形式上，依然由各级人大任命各级法院、检察院，实质上，市县人大对法院、检察院不加干预。

前一种更加有实质性，保证了制度改革和宪法原则的一致性，后一种不修宪的做法，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到地方人大的依法抵制。

问：在现有宪法框架下，如果人不统管，还能实现“去地方化”的司法改革目标吗？

答：有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法官任命后，人事管理归到省级，如果没有明显渎职问题、特殊理由，不能由市县级人大随意免除法官职务。既做到任命权的落实，又没有违宪。这一做法在欧美诸多国家都被采用。比如美国的州议会有很多权利，但州法院法官一旦任职后，在任期内不能随意被免职。

问：三中全会重提维护宪法权威，最近法学专家李步云教授又再指“宪法老虎有病，得治”，您怎么看？

答：这种重申，意义仍然重大。现实中，无论是宪法实施的力度、法律法规的备案审查机制还是宪法权威的保障，都还需要进一步落实。有的地方法规和宪法不一致，如何建立日常可运行的违宪审查机制，这是“让宪法长出牙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欧美国家、韩国等亚洲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在中国，怎么在人大制度下落实有效机制，让宪法真正被激活，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有人认为这是允许更多的自下而上尝试，倒逼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答：从本质上说，这是立法权进一步下放的重要做法。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规模、管理的复杂程度都迅速增加，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实际情况，赋予他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探索的权利非常必要。但地方的改革探索，又必须要和法治结合起来，要统一在宪法和法律之下。三中全会上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立法权的进一步扁平化。

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地方更多分权，一方面中央在统一做法上有更有效的机制，防止国家治理中的地方碎片化，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

问：您对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有怎样的期望？

答：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共识基础，应该是法治化。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化是基本的发展方向。在这框架下，怎么改、改革利益怎么合理调整、成果怎么保障，都应该以法治的方式来展开。

我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马拉松，靠的是耐力。而法治就是改革赖以持续的耐力。如果改革成果没有用法治确定下来，改革的可持续性就难以保障，领跑的成果就难以保障。我最大的期望就是用法治稳扎稳打，让我们的国家治理有更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