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献 （2）

王安石曾说过：“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完善这一法律体系的繁重任务。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这项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将是更加艰巨的。立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应当按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使所确立的制度能够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决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方面重点领域立法都作了具体部署，同时明确提出要编纂民法典。目前我国民法规定主要表现为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律的形式，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典。民法典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民法就没有市场经济。拿破仑曾讲过：“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的赫赫战功随着滑铁卢失败早已烟消云散，但拿破仑民法典却从法国走向全世界，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蓝本。

同时，《决定》把改革与立法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三、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只是物质上的小康，还必须有保证公平正义的小康。要能保障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合法权益，保障他们的尊严，所以《决定》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标准是什么？这次全会《决定》讲了六条标准，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有一句话叫“政府应当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正确的事”就是政府的职能，“正确地做”就是依法。依法行政就是政府正确地做正确的事，也就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那么，我国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哪些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得很明确，主要就是五项：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这次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权力（利）的边界。

首先，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这是政府坚决要做的。

其次，行政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最后，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规范决策行为是规范行政权力的重点，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端。《决定》在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第一，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现在有一些重大行政决策出台以后，特别是一些地方PX等重化工、核电、垃圾焚烧等大型项目建设，不时陷入“群众一抵制，项目即下马”的困境，就和行政决策暗箱操作、与社会公众没有进行及时充分有效的沟通互动有关。我们必须把利弊得失向人民群众充分讲清楚，请专家出来客观公正地论证，向公众解疑释惑。做好风险评估，就是要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的评估，对决策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化解处置预案。合法性审查，就是要审查它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决策事项是否于法有据，决策程序是否依法履行，决策内容是否依法合规。

第二，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大量的日常性行政活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我国，80%左右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最大的软肋是行政执法，最需要加强的也是行政执法。

第一，推进综合执法。目前，基层地方总是在讲执法力量不足，有的部门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但同时各类执法队伍又多达几十支。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执法，同时执法力量向市县政府下沉。第二，加强对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的统一领导和协调。现在执法太分散了，领导各管一摊，应当统一领导协调，明确执法到底怎么管、怎么抓。第三，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城管执法队伍一方面有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体制不顺，任务很重，人员素质不高，确实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亟须从体制上理顺。第四，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执法资格考试不合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第五，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挂钩。第六，健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机制，实现无缝衔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行政执法是否严格、公正，直接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得到全面正确实施，关系到经济社会秩序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关系到依法行政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为此，《决定》要求：第一，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目前违法成本较低，对一些严重违法犯罪人员必须罚得他们倾家荡产。第二，完善执法程序。要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第三，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要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责机制。

此外，《决定》对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也作出了规定。

四、关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

《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也不得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要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并且终身追究，责任倒查，调走了、离开了、退休了也不能免责。为什么《决定》在这点上要求这么严厉？就是要坚决防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损害司法公正。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针对我国法律界的一些怪象提出的，有少数法官、检察官被开除后，去当了律师，不仅发了财，还出了名，决不能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充分表明中央既坚决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又坚决清除司法领域的害群之马，对司法领域的腐败实行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同时，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决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等等。

《决定》还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务的司法程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