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沧海桑田，乾坤巨变。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发展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并冲击着中国人的生活，社会现实开始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急剧分化。

在竹立家教授看来，改革开放所引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使中国步入了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的“风险社会”。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集中体现在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等五个社会燃点问题上。

那么，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必须实现发展的战略转型，即必须完成从现代化社会到现代性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从权力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改革的重点必须从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必须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只有如此，才能跨越风险社会，为中国未来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风险社会”与不确定的未来

朱敏：可以说，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观点或意见纷呈而共识不断流失的状况下，我们能否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改革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

竹立家：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头脑中的正常反应。惟其如此，“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才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尤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它的总体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提出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演变”出某种结果，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作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朱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在西方思想流派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对此您怎么看？

竹立家：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其后成为一个“实践样本”，但其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之所以对“风险社会”及“不确定性”理论做此概括，目的还是要对当代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或不确定性进行诊断，确定中国社会避免风险并进行有效改革的现实路径。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正确的理论认知与解读，必须立足于我们对社会本质的再认识，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价值是什么，并由此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批判，形成和凝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共识”，消解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伴随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进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划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必须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剖析和判断，找出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使中国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