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3）

　梳理代表制的源与流

与会代表还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对代表制进行研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提出，代表观念在演进中存在着基督教—哲学传统和法律—政治传统。在19世纪后期的民主化进程中，前者所包含的抽象性代表观念被后者所取代。厦门大学李剑则谈到，“代表”的初义是文学、艺术、图像上的再现，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用来指称民众的代表者，并与选举、民主相关联。在实践中，欧洲中世纪的早期代表制全无大众参与、政党竞争、议会主权等现代要素。从早期代表制到现代人所熟知的代议制之间的跨越，见证了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而后发国家的发展则表明，如果没有强大成熟统一的国家官僚行政机器为骨干，代表制的现代形式——代议民主更易成为党争与社会分裂的温床和寡头政治的渊薮。

对于代表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与会者也展开了探讨。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通过考察民国初期代议制度的观念，提出知识阶层经历了从“国会神圣”到“国会厌弃”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1913年前后舆论对国会的指责主要针对“人”而非“制度”，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西方批判代议制度的思潮、译介俄式新党制与新政制逐步成为新的替代方案。北京大学教授刘一皋回顾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期的基层选举实践后提出，在新国家制度初建时，尽管制度设计具有进步性、民众政治参与面十分广泛，但由于缺乏适当、有效的运作形式，作为制度基础的基层选举制度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基层选举中政策调控远较法定程序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