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道德建设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怎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落实中央指示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都要特别注重道德建设。

（一）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时代进步的尺度，是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道德的作用潜移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分析了君主政体的“荣誉”原则和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之后指出：“共和政体需要品德。”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其《国富论》闻名于世，但他更希望人们记住他的《道德情操论》，他认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都要靠道德作支撑。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反复地思考它们，它们就越是以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今年5月，习近平同志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来的。三个层面的倡导，要么立足于道德的内涵，要么直接就是道德的诉求。国家和社会这两个层面的倡导，以道德作基础，具体的践行方式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道义准则；个人层面的倡导，更是对公民个人基本道德水准的框范。可以说，道德是人类行为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性中“普照的光”。一个人受到尊重，乃因其道德的感召力，这种力量可以超越国家、种族、党派的不同，可以消弥肤色、信仰、政见的差异，使所有人对他表达敬仰。曼德拉去世在全世界引起普遍哀思，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这些年，我们在道德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加之各种各样无益的和有害的价值观念的流行、泛滥，使得道德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问题；是非、善恶、对错的判断出现模糊甚至颠倒，连街上老人摔倒了是扶还是不扶都成了问题。可见，越是全面深化改革，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是需要向上、向善的道德规范作为强大支撑和引领。“百行以德为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首先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使人性归于向善的道德操守、价值取向，使社会归于良性的运转秩序、良好的文明风尚。

（二）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心放在道德建设上，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软实力，跨越了数千年时空，实现了古今异时共存、中外异地共赏。从本质上说，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内核的价值系统，它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行为方式，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立足“诚义”、“正心”、“修身”，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毫无疑问，伦理道德的研习与修为，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恢复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道德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

当然，我们今天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优秀传统道德，不是发什么“思古之幽情”，也不是食古不化、简单地穿汉服唐装哗众取宠或肤浅表面的娱乐作秀，更不是搞封建社会那一套陈规陋习，而是要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的“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就是使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质、价值取向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这些品质和取向在现实中活起来，活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活在每一个人心中，这样才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讲“孝”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上的文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无论社会形态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提倡和践行“孝”道，都是最起码的人伦。我们现在提倡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搞“父母在，不远行”、“丁忧三年”等等，“孝”的具体内容、表达方式必须与时俱进，但“孝”的本质或抽象涵义却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在今天尤其需要大讲特讲。最近，我们开展“今天我们怎样讲孝”征文活动，就是要倡导大家用现代生活方式去尽孝，把“孝”这个人性中最美好的品德发扬光大。这件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如果一个人对生他养他的父母尽孝都做不到、做不好，难道还能指望他对祖国热爱、对组织忠诚、对他人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