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平冤：从个案正义到制度正义（4）

锻造一个难产“替罪羊”的铁笼子

早就具备重审条件的重大冤案，时至今天早上，已经死去多年的冤主呼格吉勒图终获无罪，迎来又一个“迟到的正义”。但这并不应该是事件的句号，当年严重错判的追责，自然会成为公众持续关注的焦点。昨晚的广东卫视社会纵横节目现场，观众强烈要求坚决追究当事法官的错判责任，而有的学者却认为，在当前法制环境下，简单追究责任人，被追究的很可能只是“替罪羊”。

“呼格案”与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案都因为“真凶归来”而峰回路转，所不同的是，聂树斌案僵持十年，最终由最高法安排进行异地复审，而“呼格案”则经过九年的拉锯，才由当地法院进行书面重审。“久拖才审”和“异地复审”，不管当地官方怎样应对质疑，都无法消除当年审判定案的司法机关和有关官员面对“翻案”的尴尬，在现有司法生态下，不乏存在“权力授意”与“被动执行”的种种复杂关系。

责任追究之难，恐怕是中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的一道高难题。轰动全国的河南赵作海冤案平反后，也涉及追责，结果被追责的官员，在当年审判赵作海案时，是坚决抵制当时上方执意要判赵作海死刑旨意的，正是他们的坚持，赵作海才没有判死刑，才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但现在却要让他们成为追责的对象，这当然是个严重的悖论。

所以，应该从体制上改革司法审判，真正让司法机关能够独立办案，杜绝任何权力对司法特别是审判的干扰，成为公众强大的共识。四中全会提出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如果不杜绝权力干扰和领导介入，权责不对等、边界不清晰，终身责任制要么是句空话，要么会制造成次生冤案。

把权力关进笼子，不能靠简单发发文件，作道义上的宣传与要求，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权力干扰和领导介入要上升到“妨碍司法有罪”的高度。现在所说的领导过问或者介入办案就要签名，仍然会给权力强奸法律以机会。如果领导交待的与办案人员的看法不一致，办案人员究竟该怎么办？知错犯错，知法犯法自然难以避免。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办案对错的责任无法外推，追责自然不难。

当然，在法治比较完备的社会，也难以完全避免权力干预司法。为了保证司法公正，他们又上一道保险，任何执法人员履行公务，你都要清楚你的行为是不违反法律的，如果明知违法而违心地办，你就一定要承当相应的责任。而执行公务时的这份清醒，又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大陪审团通过表决认可。陪审团不相信，一碗水全是你的。在这个规则之下，领导就很难在违法行为中，任意左右自己下属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