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平冤：从个案正义到制度正义（5）

一头锁住领导权力的滥用，一头切断知法违法的退路，特别是让执行层坚守法律至上的信仰，必然大大减少或者杜绝“替罪羊”的产生。在这两项措施之下，如果还出现“授意者”和“执行人”的“双簧戏”，法律就有理由从重追责，谁也不能推卸，谁也不被放过。惟如此，中国司法独立，办案公正才有可靠保证。

【启示与思考】

我们有太多隐忧，因为我们看到了制度之弊。可以看到，不论是呼格吉勒图案，还是已经沉冤得雪的佘祥林案等，定性之神速，疑点之重重，无不预示着：预防冤假错案的机制，是不足的。而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反转，无不是偶然因素所致，或者真凶出现，或者所谓的“受害人”活着归来。靠偶然来纠错，无非是在证明：制度化的纠错，也是缺失的。而启动重审，竟然可以长拖九年之久，则更是揭示了一个道理：不能把案件发回原审法院审理，因为既得利益者带来的阻力重重，更是因为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逝者已矣，呼格吉勒图案业已平反，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仍远远没有结束。让办冤案者得到应有的惩戒，让呼格吉勒图父母得到应有的抚慰，这自然是首先要做的。而在此之后，如何用制度革新或者重建，激活司法的良心，让司法人员不至于在案件中，极易丢失独立的法律人格，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铲除了冤案产生的土壤，才会避免下一个呼格吉勒图；只有重新设计再审程序，才会避免下一个长达九年的泣血申诉。也只有这样，正义才最终抵达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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