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187]
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从农民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明白,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188]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189]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90]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191]
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192]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