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做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241],长期与王明“左”倾作斗争的毛泽东也看出当时中国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的可以为资本主义利诱的“有用的白痴”,知道这些人“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242],容易犯赫鲁晓夫那种“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243]的错误。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244]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245]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246]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247]
看别人,想自己。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让毛泽东对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248]——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249]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250]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251]其中,干部不脱离群众并且还要善于团结群众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说:“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252]毛泽东从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知道,没有基本群众的干部是一事无成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253]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从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254]这就是说,“老练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动而是在真枪实弹的斗争中产生。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