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33）

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表达并在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重复了这样的看法：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280]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281]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282]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283]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284]，11月12日，毛泽东嘱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285]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286]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287]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288]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要不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289]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290]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291]6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南昌的专列上告诉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他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292]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293]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294]。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295]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