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没脸回家”的游子之殇？（5）

重视“没脸回家”背后的文化基因之忧

站在农历年关这一特殊节点之上，人民日报对“没脸回家”这一社会心理现象的关注，恐怕会击中一部分具有此种真实心态之人的泪点。

有一种观点强调个人心态的重要性，认为大环境改善需要过程，且越是在“现实不堪”之下，每个人更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某种程度上，调整好心态，确实对于个体的认知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但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劝慰，恐很难“豁然开朗”。

首先，“没脸回家”的心态，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如在传统价值观中，个体求学、成才，首要目的其实并非止于实现个人价值与抱负，而更多是背负光耀家庭甚至是家族的重负。有此负重，个体的“挫败感”显然更强。而现时消费主义的盛行，对于成功定义的狭隘化，又进一步激发了这种传统文化心理。

而一种文化心理的优化与重塑，显然难以仅仅依靠个体的“觉悟”。从这个层面而言，外部社会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说才是淡化“脸面”心理的根本之道。比如在当前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体制之下，城市人与农村人的隔阂，并不止于是身份标签上的差异，而更指向一种权利、阶层的固化。在这样一种制度性的阶层差别背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很难形成。

一些家庭几乎倾其所有，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这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大学生无论是从亲人期待压力还是制度角度，都不具备返乡“退路”。这其实只说了一个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走向城市求学、工作，在这种二元制的迁徙型社会中，长辈与后代的代沟与文化差异更为凸显。如此现象催生出的家庭亲情的弱化，代际的情感隔阂，亦会加剧“没脸回家”的心态。而这些现象都脱胎于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现实之中。

当然，社会制度的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较之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个人当然也需主动调试好自己的心态，尝试自我解压。但必须看到，大环境下的制度进步或更应该被敦促与加速。这才是优化社会心态的根本之途。

“没脸回家”的年轻人需要制度护佑和关怀

农村大学毕业生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地带，成为“两不管”、“两不靠”的弱势群体。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周期性加长、显示度下降的当下，他们一方面承载着“出人头地”的家庭期望，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人生突破；在单一化的社会评价体系下，农村大学生成为无能者和失败者，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平衡，让农家子弟在高考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导致重点大学农村生源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应试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竞赛场，城乡学校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上有着鲜明的反差；应试教育也是一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关乎学生的主观努力，也关乎家长的经济投入和智力支持，农村学生显然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农村大学生也面临着社会资本上的短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大学生求职者的强关系，说到底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熟人网络。农村本科生所依靠的熟人网络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中处于有心无力的被支配地位，帮助农村本科生就业的能力十分薄弱。缺乏社会支持的农村本科生，得不到有力的庇护和关照，往往只能自力更生，就业质量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