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的破题之道

中国正在实施更为长远的发展战略，以期在科技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在一系列产业领域里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并从某些特定领域技术前沿的推进中获取商业利益，以此获得更多增长动力。近年来，中国已经从技术能力的成长中受益颇多，这表明中国正接近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增长转型的发展阶段。消除对创新的制度约束和限制至关重要。

中国向一个创新型经济的转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中，因此要求两阶段之间的政策关注点有所变化（这两个阶段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而不具备严格的意义）。

在第一阶段（2011~2020年），中国将继续主要从进口技术及改进创新中获益，从而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这个阶段应该强调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包括放宽中小企业市场准入以增强竞争，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劳动力质量，鼓励企业进行应用型研究，加强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阶段，政策重点是要继续推动并最终实现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变，将带有计划特征的国家创新体系转向一个开放、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创新体系。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进大学改革，提高科技人才素质，通过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弥补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薄弱环节。

在第二阶段（2021~2030年），中国的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原创性的发明创新，这类创新不但要依靠尖端的基础性研究——如国家支持的有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产生新思想，还要依靠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充满活力的跨国企业充分利用这些新思想。这些企业是所在行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致力于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与外国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为了成为领先者，中国企业必须像它们的外国合作伙伴一样，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政策有一定的连续性，且有所重合，差异之处在于重点不同。下面所列举和讨论的政策中，有几项应该尽快实施，因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是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政府应该起领导作用。在第二阶段，创新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产业领域的微观架构，这也是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能促进投资的宏观稳定性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国家的科技和创新政策需要城市发展政策作为补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在推动先进理念产生、挖掘现有通用技术潜力以帮助发展新绿色经济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深化改革，完善竞争性市场

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是生产率稳步提高的前提，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基本条件。这需要放开产品市场，让支柱行业的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开展竞争，公平和高效地执行有关鼓励竞争、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也需要通过完善政策进一步加强竞争，增强要素流动性。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放开了大多数制造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和竞争。即使在某些“战略”或“支柱”行业（例如航空和电信），20世纪90年代对在位企业的拆分和公司化改革也产生了额外的竞争压力。近来，废除外国投资者税收优惠的措施促进了内外资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进口产品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压力。通过体制改革、增加风险资本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来延续这一趋势，是打造创新型经济的关键。这将深化民营领域改革，促进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成长，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并为进一步改革开辟道路）。国内市场统一将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并协调公共机构（包括大学）的研发活动，从而减少没有规模效应的重复研究及其带来的资源浪费。这意味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竞争力受到鼓励，急需的区域（或地方）产业和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得到提升。

有效竞争和统一市场与化石燃料的合理定价（征收碳税以反映其外部性）密不可分。确定石油、电力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价格，制定产品国家标准（包括环境标准和鼓励提高能效的标准）并通过对标准的强制执行使企业产生技术升级压力，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取得了良好成效。加强工业化扩展体系建设，为规模较小的公司提供实验室、质量技术、检测和认证设备，将有助于小企业达到这些标准。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和挪威的TEFT体系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在日本，TAMA协会帮助协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使用政府提供的实验室设备及检测仪器，还帮助企业获得产品认证、创立网页进行广告宣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