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发现和使用新方法创造更多财富。无论是美国这类创新领先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等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都占据核心地位。大多数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应用型研究和创新都来自于企业,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受雇于企业和政府,而非高等学府。如果企业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宽松且有助于实现奇思妙想的工作环境,那么创新活动将欣欣向荣(Shapin 2010)。但正如Mani(2010)所指出的,“尽管中国企业创新在规模和速度上有很大提升,但由于各种历史和体制原因,企业创新能力和效率仍然不足。”Mani用一种粗略的方法评估企业进行本地技术开发能力,即用企业内部研发费用和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费用相除得到创新力比率。在1991~2002年间,中国的平均创新比率最初还不到1,到2002年也只有1.5。
政府可以建立一些研究开发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不同地区企业创新提供支持。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研发平台和商业服务机构,如工程研究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但许多机构缺乏市场导向,潜在学员无法紧密参与课程设计和培训,并缺少资金和有经验的培训者。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使这类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并积极响应民营企业需求十分重要。但中国也有一些好的范例可供推广。图1展示了上海公共研发机构平台的例子,该平台可以提供广泛的商业和延伸服务。这些服务覆盖了从科技信息共享到技术检测和技术转移服务的创新开发全过程,从而为企业和管理层提供了支持。
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和最近的人才回流,增强了中国企业管理经验和研发能力,提高了大学教学能力,但人才缺口仍然很大。为了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和政府都需要加大人力资源投入,特别是要提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从而使创新文化深入人心。很多拥有全球抱负的中国企业高级经理人,缺乏正规管理教育,大多不能熟练地掌握英语。他们更注重依靠正式的关系网来收集信息,根据直觉和本能进行决策。结果,企业层面的研究和创新战略因此受到影响,不能系统地将公司相关部门纳入创新活动中。这些企业也几乎没有努力去收集和分析数据以评估创新结果、提供决策支持,在与外国公司的互动中——包括国外出差——则会派出层次较低的员工。如果在企业管理和公司文化建设方面没有长足进步,中国要实现以较快速度吸收先进技术并从技术追赶转向建立稳定创新体系这一期望,将面临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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