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当代的启示（2）

所以我们看一下，到这个时候官兵就发生了疑问怀疑，实际上这个怀疑也不仅是湘江之战，也不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实际上在苏区的时候，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很多人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提供的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甚至直接与李德等人发生激烈争论。长征开始以后，随着红军作战一次次失利，湘江之战又像催化剂，又是一次借鉴，这次惨败血的教训使广大官兵对王明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层，这个情绪几乎达到了顶点，而这种强烈的期望要求应该说就是改变当时军事路线的根本动力。所以我们说群众基础很重要，是从实践中、作战中在官兵中生成的切身体验和血的教训。

第二点，就是毛泽东深入扎实的工作，改变了红军领导层的力量对比，为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从实践中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体验，错误大家能看到，但无疑见得能改变错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表达意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情况不一定就事实本身做出决策，很多因素在里面。就像今天我们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无以见得全是事实本身，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利益关系或者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要改变一种选择也是大的政治改变，政治决策彻底需要决策层不仅要认识问题，还要改变你的生态。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说遵义会议重大转折很重要的在哪里呢？他的推动者，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应该说在改变当时像李德、博古他们，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确实很多人有误导。

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必须改变力量，政治优势必须变成组织优势，必须在决策层形成多数，所以为了这次会议改变我们红军领导层或者是决策者错误的路线，必须得到大多数的支持。所以我们从历史史料里面看到，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就找王稼祥、张闻天还有一些红军干部指挥官领导干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以独到的分析能力和影响力，向大家总结解释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是错误的，指挥上的错误。因为分析到位，因为他深入细致扎实的工作，所以许多红军指挥员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包括后来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两个重要的决策者也逐渐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开始也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正确主张，有了这个深入扎实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政治局开会也好，决策层讨论问题也好，力量就发生对比、偏移，因为我们党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党内还是要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毛泽东扎实的工作，这就为会议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

第三点，当时军事态势也为召开会议创造了安全条件。遵义会议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一支党一支军队命运的问题，这样重大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也就是说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能统一起大家意见来的，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重新深入的全面的检讨统一思想，辨析、讨论，要说服人，这样才能领导人。看一下当时打下遵义之前，红军一直在长征中应战，一直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遵义以后，就把敌人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就是这个时间从军事态势上讲，安全形势上讲，敌人不会马上威胁到你，红军可以有短期的休整，这个休整就提供了决策层、领导层坐下来讨论重大问题，检讨过去做出新的选择。所以遵义会议，应该说当时的军事态势、安全形势也对召开会议提供了一个安全条件。所以我们回顾遵义会议，这几个原因都是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成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