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推动社会治安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治安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强调“健全依法维权和缓解纠纷机制”时，提出“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战略方向已定，当务之急是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变迁的特征，坚持动态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观，在法治轨道上务实推动我国社会治安体制改革。

社会变迁倒逼社会治安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整个社会不断转型优化，呈现出四个突出的变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三重转型”。我国社会进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这三重转型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工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使得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市场意识冲击传统道德，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各种新的利益诉求需要获得表达和保障，亟须创新社会治安体制。第二个特征是“双维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活力不断增强，各种要素的流动范围扩大、流动速度加快，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在内的各种要素在区域间、城乡之间“双维流动”。流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大量“成长中的烦恼”，对既有社会治安体制形成挑战。以流动人口为例，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已经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样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在补充城市劳动力市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他们不仅仅对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需求，也对社会治安形成了压力。第三个特征是“两个开放”。对内对外“两个开放”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发展活力，推动了社会发展。从对内来看，各种社会资源从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流动，提高了资源效率；从对外来看，我国加入WTO，经济高度融入全球化。全球化在提高我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对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到社会稳定。第四个特征是“网络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短短10年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18亿，网站数为320万个。网络社会的到来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诸如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着社会稳定。社会变迁不断倒逼我们对社会治安体制进行改革。

树立动态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了一定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稳定问题。他指出，“稳定要营造良好的政治局势；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要着眼于长治久安。”“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同样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他们分别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角度强调了社会稳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省委工作时就针对群体性事件的增加提出要用“联系”、“发展”、“辩证”的观点来抓稳定。他指出，“当前，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这一新特点，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抓稳定，正确认识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特点，善于全面分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妥善把握工作展开的重点、步骤、时机与力度；用发展的观点抓稳定，努力做到在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不断破解发展对稳定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探索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机制；用辩证的观点抓稳定，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敏于洞察矛盾，敢于正视矛盾，勤于分析矛盾，善于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学者们对社会稳定也提出了各自有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可持续稳定观、积极稳定观、科学的社会政治稳定观、动态稳定观等四种。倡导可持续稳定观的学者认为，应该追求建立在良性机制和健全制度基础上的健康持久的全局性稳定。倡导动态稳定观的学者认为，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动态的稳定、现代的稳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维持一种静态的稳定、传统的稳定。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各种观点虽各有区别，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都追求一种动态、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稳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