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7）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而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 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 啊！”

后来，我回到美国之后，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很严肃地回应说，“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 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好一些了。 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从来都认为，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自己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顽固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法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上与大多数的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 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 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 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于企业界。对于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有机联合起来，与体 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它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的。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 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们真的有决心由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 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 忙、快；美国人－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 好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