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5）

五

中国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我在会议期间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暸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 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凭借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糊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 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也在所在地哈佛大学校园内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 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 所理解，接受的。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 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是需要被外界听得懂的，不仅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渴望了解中国 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等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 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自己被了解得更加客观公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 切入口。不仅是从中国改革需求的角度，还应该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 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 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还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 文革，也打开了国门，而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