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3）

三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 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包含着两者的成分。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 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两者“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 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国旗的态度就像日本一样是分裂的，甚至严重分裂的，而远远达不到美国式的“战略统一”这 一中国的执政党所渴望实现的高度。左派知识分子强有力主张中国的进步与模式，强调中国就是特殊的，走自己的路就好，其国家建设过程绝不应该被西方社会等外 界所影响。右派知识分子则更多主张中国应该参照西方社会“先进”的制度文化，而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而广泛的老百姓对“国”字的态度在我看来是被舆论 阵营和国内外环境所操纵的。例如，中国政府在领土或历史等问题上对日本表示抗议时老百姓的神经被触动，主张“日本太坏了，中国加油！”，抑或欧美社会因经济危机陷入困境时老百姓的神经也被触动，主张“欧美太差了，中国才行！”，虽然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但老百姓似乎不是自然，主动地认同中国的国情与体制，更多的是被动回应式的。

再说，中国的执政党在自己的公共关系中平常谋求的与其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这一国家产生认同感，不如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忠诚度。中国“党”字凌驾于“国”字的政体显然相当特殊，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望到了“永远跟党走”的五个字。在 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永远跟党走”，顶多是常听“听党指挥”。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不过，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似乎在收紧。右派知识分子倾向于从执政党对“党”字的强调联想“毛”字，担心政治的收紧必将导致其左倾化；左派知识分子 似乎很高兴看到“永远跟党走”，并趁机试图发挥舆论影响力，甚至认为习近平执政期间意味着黄金期。大多数老百姓则忙于工作和生活，追求物质上的充足，来尽 量换取精神上的满足，而来不及思考右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偶尔跟着左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表现民族主义罢了。至于我的校友－北京大学的精英们，据我观察，大多数 学生有意与政治拉开距离，无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忙于准备出国留学，或应聘进外资企业等。

从以上一系列的现象，我越来越发现，在今日 中国，“国家”本身具有变空的趋势，从执政党到两派知识分子，再到广泛的社会公民，大家对“国”字的忽视、轻视、冷视是结构性的，颇有这个时代的味道。上 次回京期间的某一天傍晚，我乘地铁跑到天安门广场，坐在地上感受氛围。忽然觉着，空中漂泊的国旗很寂寞。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 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 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 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 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步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试图举报。

据我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 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呆了十 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 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 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日本社会由均等下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 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地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